在世界历史与本书结构里，中国只能占据这样的位置——尽管，我可以如此不吝惜笔墨。
必须选择那些在制约中国近代中国走向的关键脉络和线索，寻找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知识分子的起点，
地方自治不能成立，必须依据中央全体发展。而以来中央又必须依靠一个官僚政治，而官僚体系又依靠一个最高中央权力来维系。
书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
我们用什么来评说，必须基于某种理论，或被习惯称之为“主义”的东西。而我越来越相信，被社会真正认可和使用绝不是表层被提到的东西。还是有一个标准， 但这个标准总是没人提到，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说得清楚，在存在官方哲学的地方，无论他们说了什么，都将是荒谬的，都不是实际的东西。在这个时刻，我相信存在 着一个公用的标准，这个标准仍然是我重复多次的东西，自由，不论说到什么时候，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要看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的自由程度，要看知识分子的思想自 由的程度，这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否则一切都是欺骗。
标准是确定了，而参照系数则是西方的发展模式。
中国肯定是启动了，我要以一种文明的眼光来重新考察并叙述这一过程，而不是从政治史来叙述。
（一）启动之前
１、古代并不遥远——清朝的社会
我们已经介绍过我们的总体历史进程了，它陷入历史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清王朝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最近的一个阶段。
在历代的专制王朝中，公允的说，清王朝实际上属于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完全可以与汉、唐相提并论，对中国版图的巩固居功至伟，并历史性地克服了和消弭了游牧 民族的进犯。对新疆、西藏、蒙古确立了稳固的统治，甚至还赢得了对西方国家俄罗斯的胜利。在走入近代历史之前，清政府给中国留下的遗产是四亿之众的人口， 和强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庞大的低素质的人口，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完全是一个负担，而对于一个古代国家来说，则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
一部分得力于王室承自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使王室的活力得以稍稍延长，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治世” ——康乾盛世。
在走向中西文明接触的时刻，事实上，清政府也并不比历史上的专制王朝要差，与遭受宦官、朋党之乱的汉朝、与在中叶即遭割据之乱的唐王朝、与收敛保守的明朝 相比，在政治上弊病如果不是更少的话，但肯定不会更多。即使，经过了白莲教、太平天国以及西洋、日本人的侵略，清帝国还是延续了自己的统治，而成为最长的 王朝之一。
在清朝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朝廷，还具有很大的活力。至少不象“五段论”所说，已到“封建主义”的没落期，甚至还没到这个王朝的没 落期。要知道清朝是中国少有的强大王朝之一，它是历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又结合最好的一个王朝，皇族里流的野蛮的血液使得这个王朝保持了一百多年盛世，也 使它们不畏沙俄的侵犯，在太平天国之变中，孤儿寡妇还是赢得了汉族地方权臣的忠诚，在王朝末期，它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也并不慢，它们也曾经建立过亚洲最 大的一支铁甲舰队。要是汉人当政，恐怕皇室的糜烂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百年。
……
２、我们准备了什么？——“良知”
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在我们开始两千年来最伟大的一次变革之前，我们到底准备什么吗？
晚明的些新的思想火花，也许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只要是这个社会还剩下什么是可资利用的。
龚自珍所揭示的正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
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而我们却不不缺少。
儒学传统与学者良知的作用，主要是良知，理性精神，都是良知还要倒向正确的方向。完全有这个可能。
那些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以其保持的活力、提供的认知是中国历史的唯一希望，这可能是我们民族延续的一种最宝贵的资源。唯有这些，才是历史的动力。
中国近代历史是加速的历史，是变革的历史，绝不是“五段论”的所言的由“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自然历史。
新的历史将要被启动。
……
（二）启动了？——中国的第一个反映
１、睁开眼了吗？——魏源和林则徐
中国近代历史启动的标志，就是知识分子的觉醒。
告诉我们还有活力，还有这个能力。
仅仅来自对新思想材料的认知与分析，而不是什么“经济基础”的变化，那只能将我们引入歧途。
魏源从正确的方向得出了初步结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儒家传统，或者说是读书人的传统，还有保持良知的一面。后来我们会发现，这将成为我们民族发展的动力。忧患意识。
最新的尝试，富于活力。经受了考验。
文明的对接。林则徐还带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清政府的反应迟缓，显然还没有什么值得它引起充分注意的。这个挑战，在他们眼里甚至还没有明朝的倭寇更为严重。
社会总体事实是一种与任何理想都不配合的事实。
2、一个插曲——布道者“天王”洪秀全的追求
（1）手握乾坤杀伐权——激愤的乡村儒生
当洪秀全在一首标准的“反诗”里写下“手握乾坤杀伐权”的时候，他是一个激愤的乡村儒生。
在现实的残酷打击面前，洪秀全最终走上了叛逆之路。
不要再为反叛轻易带上革命的帽子，真正的革命从来没有如此廉价。洪秀全所代表的只是某些偏离正轨的读书人。
……
（２）“古来事业由人做”——不成功的布道者
洪 秀全自觉和不自觉地对起义理论和舆论的初步探索，这些都是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作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但是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第四步时，即大规模地动员和组 织群众时，洪秀全的能力和作用却显得日见局促。谦和的曾国藩不断得到老师的提携，而心高气傲的洪秀全，一开始便想充当人们的领袖。幸好他有一个忠诚而肯干 的朋友冯云山。在山区里面，平在山的穷苦烧炭工们多半加入了拜上帝会。这三千会员，奠定了太平天国十几年的基业，后来，他们被太平天国称为“平在勋旧”。 这一切不是理论家洪秀全所能完成的，而是实干家冯云山以“穿山透地不辞劳”的惊人毅力做出的。
洪秀全为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一个最初的精神动力源，而只是由于冯云山的努力，这次伟大的起义才真正得到了物质基础。
（３）“真神能造山河海”——为人民所救的救世主
对于起义的目标和归宿，洪秀全都是盲目的。他没有为人民指明方向，相反是人民为他指明了方向。但是，真正给洪秀全带来继续进军的信心和希望的，则是人民 的支持。在道州、江华、永明、彬州、茶陵，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竞有五万多贫苦群众加入太平军，太平军从此才真正获得了东下长江、席卷江南省会的力量。定都 天京后，洪、杨对北伐中原做了最后一次的讨论，这是武汉那场讨论的继续。洪秀全主张自己镇守江南，杨秀清率大军直趋中原，取河南为业。杨秀清却听从了一个 老水手的建议，仅仅以北方少水乏米，南方人不适应以及水运不利为借口，断然拒绝了洪秀全的主张。然而洪秀全又何尝有逐鹿中原的决心，很快他们又达成了妥 协，因为他们发现，大修王府，广纳姬妾、享受生色之娱，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对于北伐他们也许永远失去了兴趣。
（４）“心不对日罪难当”——恣情快乐的真命天子
显 然，洪、杨定都天京后，他们的兴趣都集中于享受意想不到的成功上。金田起义后，洪秀全便有了十五个娘娘，东乡建国，又增为三十六个娘娘，到定都天京时，这 个数字又改为八十八个，并成为定制。洪秀全把起义当作博取个人功名的手段，同时以“永远威风，永远尊贵”鼓励兵将同打江山。结果“江山”还没有完全打下， 但一个“威风”“尊贵”的特权阶层却已经真的被制造出来了。自天王而下，享受不同程度的特权。如妻子数，洪秀全在一八六０年初冬，下诏做了明确的规定： “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切莫妒忌。”这场 起义，从一开始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在论述“革命”的时候，著者可以请轻松送轻轻松松地跳过这些，但回避了这些还可以写出真的历史吗？
当我们得知在洪秀全的后宫里，洪秀全的女人们仅仅因为皱了一下眉头或者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就要被“斩首不留”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指出太平天国不 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而且，由于洪秀全性格偏持，个人能力的限制，以及由于缺少身怀锦绣的人才参与指导所造成的暴发户式的放纵，使他的政权较之清王 朝，更显得缺乏节制，统治秩序也极不稳定。洪、杨非但没有把天京造就成平定天下的基地，反而使之成为一场内乱的战场。由于他们争权夺利所引发的天京内讧， 其残酷性在历史也是罕见的。其太平天国领袖之品质能力，自保尚且不及，遑论取清廷而代呢？
（５）“君是朕做，军师亦朕做”—天京内讧的最后“胜利者”
太平天国的历史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不必再论及谁是谁非了，不论是洪秀全还是杨清，他们何尝革命过，他们何尝有资格代替清王朝的统治。
洪秀全实际甘愿在深宫里安享“天福”，他临朝不理政，尽将军政全权交予杨秀清。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他想把这种局面维持到他寿终正寝。但是，他想不到这种局面是维持不下去的。
（６）“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把地上天国带到地下的君主
安庆失陷，使太平天国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这时，洪秀全好象已失去了常人的理智，举止失措，使太平天国覆亡的时间表提前了。
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洪秀全奇迹般地让自己死在了天京城破前的五十天。尽管至今还有人怀疑他是服毒而死的，尽管他的遗体很快就被湘军挖出并焚毁，但他毕竟 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死在了自己皇宫里，而且他亲手创建的太平天国也随即成了他最合意的殉葬品。在他死后，幼天王和李秀成等人传奇般的故事，仅仅是太平天国 的余绪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在洪秀全死后便结束了，它名副其实地属于洪秀全个人的事业。太平天国是洪秀全所创造的，又随同他一道毁灭了。
做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来自下层的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他最初由怀才不遇所激发出 的正义感，是那样的真诚和令人同情。但是，同时我们又有这样的疑问，当他在富丽堂皇的天王府里享受着荣华富贵之时，他还记得起他的美好理想和诺言吗？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是一次革命，甚至未能为中国历史上增添新的一个打天下的成功例子。他根本无力去反抗中国社会的根基，事实上他热中于专制小朝廷给他带来 的享乐生活。但糟糕的是，他没有在儒家传统上重建其政权的合法性，而这是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广大读书人所最为厌恶的。所以，洪秀全的思想既不能代表当时进 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更不为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所接受，他所能传达的只是清朝已经腐朽没落现在有人想取而代之的一个信号。
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给近代社会带来的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一次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机。
他在南京建立的政权是一次向清王朝统合法性最有威胁的一次挑战，使得地方势力和绅士得以抬头实际上这些才是导致清王朝崩溃的最重要的内因。洪秀全还开创了一个知识分子用西方的东西来动员群众并且真的发动起一场战争的惊人事例，这是以前东汉张角时代所无法现象
我们必须指出，洪秀全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尤其是在“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意义上而言。他是一个敢做敢为，勇于把理想付诸实践的人，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他的确获得了成功，他利用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东西，使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过上了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当时，他还无法接触到更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材料。 暴力，在他的那个年代是反抗专制和不平等不公正的唯一手段。
最后，他还试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太平天国”，是不合理社会中一切受压迫者的永恒梦想。
曾经被说成革命，现在是到了检讨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时候了。杀戮之惨，据历史记载，恐怕未有过明末张献忠的。
理想与实践。
反映的另外几个问题是清政府官僚体系的腐败，
反对的是“封建”吗？首先不是
革命没有这样简单，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洪秀全式的
现实的评价是对东南封建关系的破坏，实际上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还有在第二次英
根本无法肩负起新的使命，不要说是进行历史性的变革了，甚至连一个唾手可得的胜利也得不到，甚至连如何组织一个小朝廷也做不好。
根本不是社会的主流，我们不能还这样解释历史。
3、卫道者的新使命——“文正公”曾国藩
曾国藩是作为洪秀全标准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二人各自验证了某些读书人的理想。洪秀全是一个屡试不第、功名蹭蹬的乡村塾师，而曾国藩却是 一少年得志、仕途顺利有学者之风的显宦；洪秀为了打江山而去布道，曾国藩则为平天下而极力卫道；洪秀全生前自封为天王古来农民起义中最动听的称号，而曾国 藩在死后赢得了朝廷的谥号“文正”古代文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读书人的变化，而曾国藩是代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读书人的主流。几乎是作为洪秀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曾国藩，尽管被以往的史书骂为屠杀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但我们不能不说以他为代表的开明地方事例派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潮流。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对立面之间不一定迥然不同。也许，仅仅是同质异形，甚至其始一也，只因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他们都是地道的中国人，曾国藩和洪秀全所 面对的世界还没有让他们感到十分迷惑，他们都用地道的中国方式去完成中国人特有的“功业”。他们的理想最初并不遥远，但命运却让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 路。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不是反对清政府的洪秀全，倒是清政府的梗梗忠臣曾国藩为中国近代社会增添了某些新的以至于后来导致清王朝崩溃 的新东西。事实上，鸦片战争对当时的清政府伤害并不大，而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借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封疆大吏却开始认识到中国在物质层面的不足，率先引进了 西方的物质文明。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反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变革，是由他们做出的，而不是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
(1)“共登青云梯”——出身“耕读之家”的翰林公
曾国藩诞生于一个营营苟苟勤勤奋奋的小儒之家，可以用勤勉谨慎来概括他们全部的家风。这样的家庭造就了一个要求上进而认认真真的儒者。而关键的是，清王朝总算还给这样的人以一线上升和大展身手的机会，所以它在另外一个小儒的造反之际果然命不该绝。
（2)“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二百年来湖南第一人
曾国藩顺利地从一个好学生变成一个好官。即使没有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功业”，曾国藩注定也要成为清末的一位名臣。事实上，他最初也正是按照这样一 个方向塑造自己的。他以一个纯正儒者的面貌赢得了朝野的人望。洪扬之战役，只是让他有机会用实践证实和增加他已经获得的荣誉。
（3）“凡读书识字者，乌可袖手安坐”——卫道之师的精神统帅
洪秀全、冯云山以离经叛道动员群众，而曾国藩却打着“卫道”之名而组建了湘军。群众在他们眼里都是成就自己功业的道具。但问题是曾国藩代表了当时绝大多 数读书人的心愿，中国的读书人拼命保卫一个异族政权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很难见到。在内心深处，他们清楚他们不仅是在保护清政府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在维护千 百年来读书人赖以生存的儒家道统。
知识分子真的站在了他的那一边。
（４）“掀天揭地做去”一一威镇半壁江山的两江总督
自始至终，曾国藩并没有制定出多么出奇制胜的战略，对于失去前进目标只想苟安于江南的太平天国，曾国藩只要给自己确立一个稳定的步步为营逐次剪灭的战略 就足够了。纯正儒者的后劲果然比洪秀全这个小儒大得多，他不仅让自己保持清苦的作风，而且也维持了湘军的战斗力，至少他没有让它丧失得比太平军更快。在这 个意义上，太平天国的失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５）“千秋邈矣独留我”——忧心忡忡的忠臣
曾国藩最后为世人展示的过人之处， 是他的高风亮节的“品格”。由于他的忠诚及其表率作用，他不仅无意再引起一场动乱，而且使清政府不仅对他信任有加并及于李鸿章、左宗棠等辈，洋务运动也得 以开启。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团练以自保的绅士们，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越来越活跃，并最终成为了动摇清王朝基础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所起的作用绝不亚 于革命派。
（６）“不信书，信运气”一一伤心的儒者
晚年的曾国藩忧虑冲冲，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来自官场的得失荣辱，更多的是 来自对儒学的没落、世道的陵替以及国势的艰危的的担忧。他的学生李鸿章与他比起来与其说更乐观，倒不如说更为轻浮简单，他们重视自己的功名，而将国家的安 危没有深刻的担心。如果我们进一步联系李鸿章的“接班人”袁世凯的所做所为，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曾国藩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朝廷里纯正的儒者在曾国藩之后 就不再有了，变革社会的知识分子将由那些在野的新知识分子的担任。
曾国藩是一个真正的卫道者，因为他知道什么是“道”，因为他坚信着 “道”，因为他有能力维护“道”。他的“道”是自耕农社会的秩序与道德。他绝不同于满清权贵，那些人腐朽无能、没有任何理想，他们的统治是不加掩饰、不折 不口的攫取压榨、凌辱欺压。他们只想维持现有的秩序，这也许是他们的惟一理想了。到了危难时刻，他们竟然无法自救，不得不假手他人。他们拒绝一切变革，但 他们不会明白正是曾国藩等人所办的那点洋务，延长了他们的统治。
曾国藩的“道”，也不同于为官方服务的说教，更多的是来自自耕农（即 中农）、中小地主的理想。曾国藩的力量来自土地，来自勤劳肯干的自耕农的秉性。他们拥有土地，并想靠自己的苦干，一点一点向上攀登。为此，他们也渴望秩 序，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们并不苛刻，现存秩序并不妨碍他们的发展。清王朝不得不依靠他们，依靠这些也许是最下层的秩序维护者。因为他们充满了活力，而正是这 点活力挽救了大清。
在当时还无法看到有望改组中国社会的西方模式之前，曾国藩的小农理想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真正命脉。他能看到的是西方 的坚船利炮，而他和他更具近代色彩的学生李鸿章搬了近来，事实上，即使与日本比起来，发生在中国的变革并不晚，但问题出在了中国庞大而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 结构上，而这是正是任何变革的致命伤。
扫却尘世的烟云和儒家的大道理，曾国藩去世前留给家人一段意味深长话语：慎独则心安，求仁则仁至，习劳则神钦。
世事终不可测，只有反璞归真，不断从初始状态汲取营养，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才能使家族代有人材，福泽久长。在没有自由的社会，是否这就意味着真诚呢？
也 许他是对的，但他还是没有参透中国历史中所有的深微之处。他不会知道，在将近一百年后，其邻乡一位富农的儿子掀起了一场荡涤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 在翻天覆地吞卷一切的政治震荡中，一切无常，一切无以自保。他的“求仁”、他的“慎独”、他的“习劳”，都显得那么的可笑和脆弱。
恰恰是卫道者曾国藩和他的战友李鸿章们开辟了中国进一步变革的道路。
４、历史的启动——洋务派的事业
知识分子做出了反映。包括洪秀全的族弟洪仁干。知识分子在世纪末的变化中起到了无法代替的作用。他们真的代表了一系列不同的阶级吗？中国社会真的是按照阶级的意志在运动吗？
在富强的前提下。可以比较的对象是土耳其、埃及、日本等国。
在官僚制度下进行。这种制度可以粉碎一切希望。
是官僚办的事业。
（三）不变则亡、小变仍亡——真正的变革要求
１、良知的启动——早期改良派
这时候的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政治上和思想材料上的变化对新思潮的产生更为重要。
含辛茹苦地求索与奉献着。
２、绅士的觉醒——变法者“圣人”康有为
地处中西文明交融最前沿的广州，可谓得天独厚，得风气之先。新的思想最早在那里萌发并开花结果，它为近代中国提供了三个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一位是我们已经 熟悉的花县人洪秀全，他借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为其旧式的帝王理想服务，他使近代中国开始变得动荡起来，为新事物的滋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位是受过正 规而系统西方文化教育的香山人孙中山，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南海县的儒生康有为，则领导不安分的读书人，发动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法维新运 动。
在康有为的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以深切的爱国之心为动力，以精湛的理论素养为基础，努力探索有学术依据的真正的救亡之路，并且敢于挺身而出，矢志不移地加以实践，舍身取义，虽斧钺加身而在所不计。没有这些书呆子，世道焉可言进。
康有为对尚在梦中沉睡的书生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必须向西方学习，尽快变革祖宗之法，否则国无日矣！
在他的奔走呼号下，一场伟大的变革一度付诸实践，他也理所应当地成这次运动的理论权威和领导者。
康 有为唤醒了一代读书人，也可以说唤醒了两千年的读书人。虽然，他不得不效法孔子“托古改制”，虽然其人生理想也不过是“圣人”、“素王”，但他所发动的变 法运动却是中国自入专制社会以来的第一次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创举，它标志着中国最敏感最具创造力的阶层知识分子的广泛觉醒，独立地走上历史舞台并按照自己的 意愿影响历史进程。
___ 康有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姿态，以其浓厚炽烈的爱国热情，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树，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唯一正确的救亡之路：救亡反省向西方学习。
（１）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慷慨有远志的“圣人为”
康 有为最初是一个学者的面目出现的，但在他的身上又结合了狂儒作风、强烈的用世之心、救国之心，命运将这一切汇集在一个人身上，那历史就注定让他成为在变动 社会里一场思想变革的主角。山河尺寸堪伤痛日日以救世为心的“病狂” 做为一个真正的儒者康有为的可爱之处，西方先进的思想材料立刻很快引起他的思想变化。事实上，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变革的真正动力来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那一 点头脑和敏感。对西方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才上真正的儒生本色
（２）只是江湖心未灰——万木草堂里的“古今之巨蠹”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并不完全出于策略的考虑，毕竟他要为自己和天下的儒生构筑一个新的安身立命的信仰，那么变法自然成了是儒家先师孔子的应有之意。
这是中国改革的真正开始，而这也体现了中国的特色，必须有有理论指导。这是第一个致力于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
（３）不变则亡，小变仍亡一一从上书的布衣到制法的“素王”
变法得以实施可以验证中国的士大夫的活力，如果对比亚洲各国的改革情事更可看出这一点，没有那个国家的改革是由这样一个群体完成的。但即使没有顽固派的 阻挠，改革事实上也不走得太远，毕竟中国的社会结构距离西方太远了，而这一点事实也正是中日改革命运不同的原因，但有谁能认清这一点呢？改革的成功与否不 在是否采取革命的手段，谁能肯定搬走了顽固派的大山，改革就会一帆风顺。而改革真的有希望，又何必革命呢？
（５）救圣主而救中国——身怀衣带诏的海外逋臣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等维新派，他们的事业最终不能换起更多的人热情。但与他们同声相和的人在国内却大有人在，事实上这些人也是倒清的重要力量，功不可没。
（６）欲存中国，先救人心——不忘斯世的孔教会长
近代以来，政治潮流变化得太快，每一个主义在我们手里还没有被渥热就不得不被抛弃了。在改革中国的问题上，康有为曾经是万众瞩目的先驱，而短短十几年就过了时，到底是谁的错呢。政治派别变革方法的论争为什么比对反动统治的斗争还要你死我活呢？这究竟是谁的错呢？
康有为是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学者，既知道变革，又异常审慎冷静。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被民族危亡所召唤，又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探讨真 正的救国之道，哪怕千夫所指，也不随波逐流；他敢于挺身而出，以愚公移山似的真诚和执着，为自己的理想大声疾呼。官府的威胁，世人的讥讽，是他承受的双重 压力，这是足以使一般人望而却步的，但他却一身承担了下来。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滔滔江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予政之风，既被开启，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事实 上，自己民国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在名义上不保证能够为中国带来了民族独立和富强，否则他就不具有合法性，这是由康有为那一带知识分子所开创的。
有论者谓康氏晚年日趋保守，此固诚然。但精心构筑过大同世界的他，难倒真的不欢迎一个美好的社会吗？只是，他深知过高的理想未必行得通。事实上，不要说“共和”，甚至只要是“君主立宪”，一旦得以真正实施，我们的中国便不难臻富强之境。
然而，上有一个皇帝和一大堆官僚，下有一大群“草民”的一元社会，其历史本来就没有平和发展的传统，总想循序渐进的康圣人太不懂得国情了。康有为不知道心平气和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太落后了而是太超前了。
另外序列，改良思潮传到正规的读书人那里，也可以说正规的读书人也接受了改良。
从两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结论。
３、群众的亮相——清政府和义和团
让我们再看一眼“人民群众”如何亮相吧。
义和团事态，是真正的原生态的人民层次的对局势做出的反应。
这的确是群众的一种自发的运动。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素养、斗争方式和斗争矛头。谁也无法否认其正义性，即使他们在的确排外的情况下。我要指出的是这样做的意义。被称作“人民群众”，而康有为他们则被称为“改良主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是清政府里的保守派，而义和团所反对的除了西方势力外，也包括和西方有任何关系的人和事物，洋务派和维新派都在其列，即“二毛子”、“三毛子”。
在史书中，论者很乐意指出，后来义和团与清政府分道扬镳，但为什么回避它们是怎样的结合呢？
他们没有任何变革中国社会的愿望，恰恰是要回到“好皇帝”时代，而在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暴行，其实反映着游民运动的痼疾——毁灭一切的残暴。
（四）晚清以来的中国国社会
晚清以来的社会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光怪录奇的时代，
１、 中央政府威信的丧失
这一因素始终左右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许多故事由此发生。
这一因素是由两方面的事态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的起义的打击，清政府的军事力量被证实彻底成为废物，
第一个原因是……
２、 士绅阶层的觉醒与政治追求
基本上完成了转型
政治改革的主动力、新经济形式的增长，
实际上，包括早期
３、 流民阶层及农民阶层的无力与……
必须将无地的贫雇农与有地的
４、 西方持续的影响
……
这三种力量的汇合，造就了中国近代以来一
（五）革命的浪潮
……
１、革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在 我们叙述的人物中，孙中山的背景也许是最为特殊的：他在国外接了正规教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国外度过的。即使他没有领导中国第一次革命，对于中国 传统社会而言，在当时他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特殊人物。这一切，正是孙中山作为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重要条件与外在特征。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第一次革命，的 确是在国外酝酿的。
没有或和很少有儒家传统。
事实上，当国内最进步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于一八九五年发动公车上书，还在要求变法图强时，孙中山已在一年前便揭橥革命旗帜，倡言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了。
孙中山的步伐整整比国内快了十年，只是到了一九０三年前后，留学海外的学生们才越来越倾向革命，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才得以同国内最进步的知识分子相结合，并于一九０五年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联盟同盟会的领袖。
但孙中山的早期经历既造就了他，又妨碍了他。
作为一个纯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孙中山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他却从未使之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他被人们尊称为“国父”，但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厚颜无耻的军阀们在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
他的理想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的革命只是一系列的军事冒险。他的“省城革命”的“上层革命”虽使清王朝最终崩溃，但政权却为盘踞城市的武人和绅士们所控制。后来，他终于明白要建立民国更要掌握政权。为此，他开始思考“建国方略”，并为自己的革命规划了几个步骤。
为 了建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最终还是不自觉地借用了古老的“打天下”的方法。他发现必须动员更多的群众到革命中来，以对旧有社会秩序造成足够的震荡， 以便重建一个崭新的政府。于是，他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开始从头创建一支革命队伍。他从苏联那里搬来了政治教育和党代表制度，以确保部队对革命以及他本人的 绝对忠诚。
然而，中国的问题还不是这样简 单。这支队伍虽在他去世的几年后终使中国重归统一，但这支队伍的统帅却蒋介石却在很大程度上背叛了他的理想，很快就成为一个独裁者。中国最终没有走向富 强，而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灾难之中。一九四九年，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失去了得来不易的政权，退居孤岛。
孙中山的一生，是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碰撞的一生，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真实写照。但可以告慰他的是，他一生所渴望的现代化建设，终于在共产党手里付诸实践了。
（１）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远渡——重洋的农家子
孙中山最初的反满倾向来自下层贫苦人民的情绪，但历史并未因此再制造第二个洪秀全。问题是，他在少年时代开始接受正规而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
（２）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西医书院里的“洪秀全第二”
注意他难能可贵的革命热情，看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的狂热而天真的革命热忱也许来自下层的热情。
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在这里得到体现：他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上第一个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革命者。他最初的革命愿望来自对下层的反满情绪和造反理想的体认，但他最终将之同西方文化嫁接在一起。虽然他自比洪秀全，但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都难是后者难以企及的,他是一个现代造反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３）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不寻常的“强盗”
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在这里得到体现：他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上第一个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革命者。他最初的革命愿望来自对下层的反满情绪和造反理想的体认，但他最终将之同西方文化嫁接在一起。虽然他自比洪秀全，但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都难是后者难以企及的,他是一个现代造反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４）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屡仆屡起的革命盟主
被学生们的接受和分歧
不是孙中山接受了留学生，而是留学生们接受了孙中山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的来自国内的革命者，是革命的真正主力军，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辛亥革命，孙中山的个人奋斗仍是遥遥无期的。
（５）从“一民主义”到“二民主义”——从临时大总统到非常大总统
距离之间。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正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孙中山等革命者最初认为革命的成果是可以浓缩在一部他们制定的宪法里的，于是他们迫切地将“三民主义”该写成了“一民主义”，但历史很快就告诉了他们什么是中国。但为什么说这样的革命不正是新式的革命呢？
（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以俄为师的总理
寻找出路与对政权的可爱，但即使在他让自己的朋友们为他打指摸的时候，也是一种可爱的方式，他所借鉴的是下层团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不是打天下的方式，洪秀全取代两广的会党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将其联合的对象扩大到一个国家。从揭橥民族主义大旗到联合一个曾经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孙中山真实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道 路，但革命真的大有起色。但他还是没有彻底抛弃走捷径的心理，至少他还是认为兵不血刃就得到和平仍可一试，为此他来到了北京，但很快发现自己又是白来一趟 并病故于斯。几年后蒋介石的部队打到北京，随后国民党的统治真的在全国树立起来，但他已经来不及看见了。
孙 中山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不少新奇有趣的事情，他一度真的主要利用传统以外的方式为自己新式理想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他倒是真有一些列宁所说的“少女的天 真”。但问题在于，当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中国的战争法则并顺利地获得中国之时，而我们却无法遏制他的权力。国民党称他为“国父”，也许只是针对他们的民国政 府而言，但如果从孙中山真正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这一事实出发，那么孙中山较之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乃至中共毛泽东这样的农民领袖，他无疑他更象一个现代 国家的领袖。
孙中山天真而可爱的一面是不自觉的理性。与胡适很相似，他的“三民主义”本身就是在理性下的一个松散机构，但非常实用。都是政治上的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
２、革命派者与绅士们
实质上的出现揭示了这个革命的进步的本质，而国内的革命者却解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力量和本质。
孙中山的力量可能是真正的一些“资产阶级”，而国内革命派却是一些读书人。他们标志着主力的变化。
真正的主力。继维新派之后。
章太炎是最有值得研究的一个。
黄兴、蔡元培等。
注意章太炎、陶行章的民粹主义的倾向。
关键是不可能发展出一种理性的东西。现在成功的要不是原始社会的低层次的圆满，要不就是西方建立在商业和财富发展模式下的群体自由共同发展模式。
３、不是插曲——袁世凯的意义
如果说太平天国是历史的插曲，而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的故事却不是什么插曲。士兵们为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
“洋务运动”和清政府的演变的结果。
文官官僚制度被削弱，清政府的统治命运也将终结。
权力来自过去。
缺少权利核心。军阀们为“统一”而奋斗。确切的说以某人的军事集团切实统一全国。核心还是某个人的权威重建。本质还是依赖传统的统治模式。
军阀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政治思想干预不多，
窃国者“洪宪皇帝”袁世凯
在我们叙述的人物中，袁世凯也许是惟一让人感到不齿的。在他的身上，我们找不到丝毫理想的影子。他混迹官场，不断攫取权力，乃至成为窃国大盗。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混”的人生范例，他的人生虽远离理想，但他在官场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成为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
但我们非常有必要讨论袁世凯，因为他开创了近代军阀统治的先河，而我们最大的疑问是自清王朝覆灭到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建立这期间十余年的军阀统治到底是不是历史的必然。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袁世凯。
与袁世凯恰成对比的是谨慎的文人曾国藩，后者领导湘军使之成为一支勤王卫道之师，而敢做敢为的袁世凯却将其“新建陆军”当成了窃国称帝的工具。但他也许 走得太远了，甚至摒弃了一切道义上的支持，最终将自己置于死地。近现代中国进步的脚步虽然深重而缓慢，但为历史所厌弃的沉积至少在形式上已不能再为人所接 受了，袁世凯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１）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不喜章句之学的将门之后
半个儒生加上第二代人仕途之路。需要的是官场之术，正好淡漠对朝廷的忠诚，理想的缺乏。但没有赫赫之功，也只是最终要碰壁
在 以这个以军功起家的浮躁而骄横的显赫家族，袁世凯很难成为一个真正读书人。曾国藩之世是纯正的文人领兵，到了晚清，象袁世凯这样靠“荫功”上去领军了。过 去，在太平天国的压力下，朝廷看重的是对朝廷的忠诚，到了练新军的时候，却看重了这位淮军第二代人的“开明”，但他们没想到北洋军成为袁世凯的私家军，半 调子文人较之纯正的文人根本不可靠。
而斯 时，正是多事之秋，亦是武人用事之时，袁世凯赶上了好时候。凭借着“同治中兴”的威势，李鸿章的淮系统势力继续膨胀并卷入朝鲜事物，不能脱身。袁世凯适逢 其会，凭着自己的大胆和果断，在朝鲜很做了几件冒险的事，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不过几年竟然成了淮系的“后起之秀”。
（２）既建功业，不愁韩王李熙之不我用——发迹于朝鲜的淮系“新秀”
在同治中兴和晚清的最后夕阳之下，在淮军彻底崩溃之前，袁世凯幸运地赶上了最后建功立业的机会。在全权负责对朝鲜的外交活动中，他既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才 能，又培养出一定的政治手腕。“荫功”是他往上爬的必要条件，而一定的“能力”是充分条件。清政府也许只有在练兵问题上才是雷厉风行的，因为这显然关乎他 们的生死存亡。于是，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在内外显贵的交口称赞下，清政府正式委派袁世凯编练中国新军。这样，年方三十六岁的红道台，由淮军的“后起之 秀”而一跃成为中国新军的创始人，并从此开始
（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青云直上的新军统帅
小站练兵，袁世凯培养了自己真正的权利基础。其情事有类前者曾国藩之于湘军，后有类于蒋介石之于黄埔军校。南方的新军成了反清的主力军，而袁世凯的北洋 六镇却成了他的私家军和日后对抗革命已经整个军阀政治的基石。问题不是出在军队的私家性质，而出在朝廷威望的丧失和领军者忠诚的降低，军阀是在这两个前提 下生于乱世的。
当时，与其他督抚相比，袁世凯尚属晚生后辈，无资格、威望都不及他们，直隶总督的位子按理轮不到他坐。但他依靠西太后对他的信任，列强对他的好感，尤其是 手中的实力，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这一职务，从而成为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一步跨入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于是，在清末政坛上出现了一个被部下称做“袁宫保”的 权倾一时分人物。
（４）朝有大政，每由军机问诸北洋——权倾一时的“第二政府”首脑
洋务和新政不仅造就了私人化的实力派，而且也培植了列强愿意与之对话的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列强把袁世凯当成了继李鸿章之后又一个值得信赖能够维持温和政策的最大的洋务派。西方列强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袁世凯有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清廷束手无策，袁世凯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不仅东山再起，而且还在清廷与革命党之间左右逢源，上下其手，从而结束了清朝的两百多年的统治，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大总统。
现代政府的要求需要以权臣的方式来进行的，表现出中国晚清以来政治的特性，与西方的紧密联结，以及西方的控制。
（５）非袁不能收拾大局——翻云覆雨的“中国第一个华盛顿”
袁世凯的上台得力于在旧朝廷中的实力，列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此并无不满，而立宪派的绅士们就更不用说了。但中国古代历史从没有
（６）左手持金钱，右手挟利刃——短命的“洪宪皇帝”
康 有为和孙中山为近代民国以来的政府树立的合法化传统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实施。而袁世凯第一次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在这一名义下，如何将共和民主 偷梁换柱一步一步变成独裁专制。事实上，中华民国真的为中国带来了一个民主国家的形式，而这个形式是谁也不能更改的。老百姓倒也吧了，至少知识分子乃至绝 大多数的绅士们已经不能接受君主制度的形式。
袁 世凯被认为是标准的“坏人”，这一评价从来没有什么异议。但我们必须看到，袁世凯当政时，借鉴西方以使社会发展进步的主题实际上已被政府所默认，袁世凯并 不反对引进外来的一切物质文明。因为，早在从洋务派那里便发现只要由国家（更确切地说由官僚们）引进并控制这一切便万事大吉了。惟独在政治上，显然所有的 当政者更愿维持旧的那一套，因为那里是他们旧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保障。
袁世凯面临着困境：他被历史推到了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位置上，但这一殊荣的获得却是因其手中握有从旧世界得来的权势。如果他要将其权势维持下去，他必须还要用老一套手法，这同孙中山的期望格格不入。更糟糕的是，他的权势并不巩固，用旧手段也难维持。
（六）波澜再起
１、陈独秀的觉悟
新文化……
陈独秀至少确立了一种标准，那就是不论斯大林的苏联如何吹嘘，只要它没有给人民带真正的自由，政治没有真正的民主，那就决不是一个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苏联的尝试是不成功的，它的方向是错误。
代表工人阶级吗？怎么代表？实际上，此种理论已经被打破了，不要说中国显有阶级意识，即是在西方也消失了这种社会面貌。西方好象经历了春秋中国时代，活 力走向一种政治上的野心与尝试，经历了它的政治组织的尝试，二战后定性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继续发展了多元化，增加财富以普遍富裕的道路，现在继续走着。
还是暗含着精英救国的本质进程，陈独秀只是这一脉络的第三次尝试。
在某种意义上，陈独秀在历史上的作用有点象康有为。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后的二十年又发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革命，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又一次震荡和变革。
陈 独秀代表着继康有为、孙中山之后的又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把批判的目标对准了传统文化，对准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准了人本身，使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的自我反 省到达了第三个层面。康有为变法，不仅打着孔子的旗号，最后还要做“孔教”教主，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被国民党的理论权威戴季陶解释成孔孟之道的延 续，而从陈独秀开始第一次将批判的目标对准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在他的感召下，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发动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攻势，而且 他们中间的一些激进分子把他们的热情最终投注在政治层面上，并由此引发了又一次新的政治革命。
陈 独秀生前被人称为“知识届的领袖”、“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先驱”，在这场思想革命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称陈独秀是“思想届的明星”，而另一新文化 运动的领袖李大钊则将他视为“光明”的化身。陈独秀是一个在万马齐喑环境中的觉悟者，一个大胆的觉悟者。在茫茫的夜色中，他率先喊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难 怪他是当年被青年学子们眼中的“神圣”和“圣哲”，他说过的话，至今看来有些还是那样的新鲜。
（１）不成龙，即成蛇——十八岁的皖城名士
陈独秀来自一个历史并不太久的士族家庭，对于他们家族来说，读书显然只是做官的敲门砖，而不象康有为被家族百十年的学术气氛所笼罩，而成为我们叙述的十 个人物里的唯一一个最接近于学者的人。这个家族充满了乐观乃至一丝轻佻，这些都被陈独秀一一继承下来。他的旧学学问比起康有为来当然远远不及，但他更早地 涉猎了更多的西学知识，这也许是他们各自要承担不同志使命的原因罢。历史毕竟在前进，它不能原封不动地创造与原来一模一样的人物。
觉悟者的素质。
（２）不知何故，忽来江户——奔走呼号的淮上健者
陈独秀的革命历程，带有浓厚的江南才子的浪漫情调。他的性格其实并不易在主要靠武装起义为主导形式的辛亥革命中崭露头角，而历史会让他在一场思想革命中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３）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力抗群言独标异见的“先觉哲人”
不是学识，而是性格因素，促使陈独秀在北洋军阀的粗陋的统治下获得巨大成功，这功绩主要是奖赏给他的胆识。
（４）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图谋“根本解决”的政党领袖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可以证实陈独秀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当然是俄国人的介入使他觉得建党大概还象回事。但后来的革命于他的精神情调相差太远，他也没有毛泽东等辈那么强的功名心和“斗争精神”，当然他更没想到俄国人会拿他当替罪样。
（５）依然白发老书生——无奈的“老先生”
……
（６）山居多病生事微——落寞江津的文化名流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被共产党和国民党所忽视，关心他的是早年知识届的朋友，这才是其人生的真正定位。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也许在他的朋友那里，也许并 没有太深的印象。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告诉我们它的创始人犯了“右倾”错误之外，也不能在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或许是他们也不清楚该怎样评价他吧。
新 文化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中国读书人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出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共的诞生和大革命的兴起，而其带来的长期影响更 是无法估量。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陈独秀这一最重要的名字当然不会被人们所忘记。他率先呐喊，虽无鲁迅的深刻，但他的勇气与胆识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这也成了他被大家所铭记的最主要的理由。以后的故事，也许连他自己也觉得失望。他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当其政治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错了。
在 中国，趸进来的理想和赖以生存几千年的现实是绝对不能统一的。我们已与世界隔绝太久，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独特，“五段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怎能说得清 楚我们的历史。我们引进的一个个主义、一个个理想距离我们都是那么的遥远，更不要说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了，它和中国的历史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的觉醒这是历史的必然，而他们一次次走向武装斗争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因顺应了第一个历史必然而一举成名的陈独秀，没有在自己创建的组织里跟上第二个必然，那他在政治舞台上只能当一个配角，当然这也是他命运的必然。
２、呐喊与绝望——鲁迅的真意
批判的深刻与绝望 生活方式对自我反省的深度。是最有深度的人。思想上的叛逆者，首先是生活方式上的乖离者。
两分法。非此即彼，没有中庸之道可走。
现在的孩子因袭的少。
孤独者猛士鲁迅
对鲁迅的叙述是在知识分子是改造中国原动力的这个前提下，
在近现代历史上，也许只有一个人是用任何最伟大辞语来形容也不过分的，他就是鲁迅。
然而，用我们辞典里的词语又如何能形容得了他。鲁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超越，他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超越了我们的思想,_超越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生活在另一个生活体系里，用我们惯常的语言来描述他，事实上只能以讹传讹。
在 以往的历史上，绝不乏对其所在社会的尖锐批判者，深刻反省者，乃至绝然疏离者。在这些人的行列中，有恃酒放旷穷途而泣的千古至人阮籍，有在大树下锻铁以青 白眼看人放浪形骸的千古快人稽康，有弃官不做回归田园的千古逸人淘渊明，当然也有象曹雪芹笔下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的贾宝玉那样的人。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中国 人的一点根性，一点血性，最后仅仅留在了那些所谓异人、奇人、怪人、畸人的身上。他们无一不对当时社会持否定态度，并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各式各样的反抗。
然 而，他们都是已知今日之非，而不知明日之既往，何尝找到了出路，他们都必须在固有的世界里找一个狭缝以暂栖不安的灵魂。陶渊明托身于道，而曹雪芹让贾宝玉 投身空门，而无论道藏还是佛经，仍是旧世界里的东西，更何况曹雪芹又让贾宝玉说过“其实《秋水》也不过如此”的话一一庄老又何尝可以依归。
是西方文明给了现代批判者鲁迅以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现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很多的，在鲁迅的身边就有自由主义者胡适和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但鲁迅走的路却和他们不同。
鲁迅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崭新的思想材料。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融，在鲁迅那里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灵台无计逃神矢，新的事物让鲁迅具有了一种目光，这目光有如力箭，穿透了飘忽不定的两千年的历史尘埃和层层迷障，揭穿了所有的神话和谎言。鲁迅当然也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幸运的是他还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文明，这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反省和新的希望。
我 以我血轩辕，愤世疾俗者终于可以借鲁迅之口发出豪迈之音了，是的，到了鲁迅时代，历史让他终有所恃。旧世界的毁灭虽非朝夕之事，但至少可以让猛士们向着它 的要害发动冲击了。社会之转型、文明之改造、国民性之重塑，皆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鲁迅想说的是：不是革命者太脱离群众，而是有时群众革命者太远。
对这种距离的指认，便是鲁迅在《药》中借夏瑜说出的：“可怜，可怜。”
无疑，鲁迅是孤独的。他独行太远，以至回头望时，发现身后无人跟随。他是一个除真的猛士，他只能是一个孤独者。
在 中国，只有真正的孤独，才能成就真正的伟大。伟大的代价必须是孤独。鲁迅毅然绝然地向现存的生活方式挑战，实际上是向两千年来逡巡不进的生活方式的底蕴一 一虚伪、平庸、猥琐和卑劣挑战，所以他真正的敌人也将是虚伪、平庸、猥琐和卑劣。他拿起了投枪，对准了“无物之阵”。为此，他几乎受到所有人的攻击，陷于 孤独。
但孤独恰巧是一切先行者最突出的标记。
鲁 迅的痛苦与悲哀在于他使自己成为一个战士，但却不知道如何获得胜利。他手上拿着从西方搬来的匕首和投枪，但他望着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无物大阵”颓然兴 叹，陷入绝望。他没有战友陈独秀李大钊对“根本解决”的信心，也没有胡适博士的乐观，他有的只是对民族振兴的期盼和绝望。他在自己的思绪里走得太远了，以 至他思考着别人出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他活着以别人无法理解的方式。
鲁迅的生存就是向中国人自省的极限挑战，他代表着中国人第三次反省的最后结晶。别人想到了革命，但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思想的起点，他想的是革命会不会成功。在重重思想重负下，他是怎样思想和生存的呢？
（1）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一一早尝世味的“破落户子弟”
鲁迅的超越，鲁迅的彻底的乃至绝望的批判精神，是与其性格分不开的。他比自己著名的弟弟周作人大几岁，就是这几岁之差造成的生长环境的差异，使他们性格 截然不同。鲁迅在十几岁就担起家庭巨大几乎所有的灾难性后果。他并是一直生活在地狱里，但糟糕就在这里，他是从天堂跌到地狱里的。
（2）灵台无计逃神矢——愿做“精神界战士”的不凡青年
在东京的江浙的革命者，人才最盛，而兴趣各异。文学于章太炎，而拒绝光复交给他的使命，反映了鲁迅的这一阶段的人生倾向。象鲁迅这样喜欢文学和思考的人 实际上也不少，但鲁迅还是表现了自己的思维特点和思考方向。西方文明的“神矢”击中了鲁迅，青年鲁迅对所接受的新生事物的信任是那样虔诚与彻底，以至他开 始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两千年的专制社会第一次被彻底的重新打量。
（3）微醉自沉沦——暗消生命的“待死者”
对于鲁迅在北洋政府这段平凡乃至颓唐的时光，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已年近不惑的鲁迅，在他每日晚上孤独地在会馆的房间里钞碑看佛经的时候，大概会以为自己 的一生也许就这样过去了吧。从这里我们也许看到，象鲁迅那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政府下是怎样生存的，这是他们的生存常态。
请注意这个事实：没有蔡元培和陈独秀创造了一个机会，没有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猛进及其所造成的一时的言论自由的时尚和气氛，或许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听到鲁迅们呐喊出自己的心声，后来的人会以为此时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些道理，因为他们只能把想说的话埋藏在心里，他们只能“沉思”。
想到两千年的中国万马齐喑的境况，不仅令人扼腕。做不了什么，就干脆自我沉沦。许多读书人就是这样走过了来的。
（4）“救救孩子！”——“呐喊”的“狂人”
（5）“我在坟中间”——“彷徨”的“过客”
呐喊的时代这么快就过去了，鲁迅意识到自己以往的辉煌简直是一场梦，他事实上重又生活在过去。
他从死寂的生活走出来，但他发现对社会和中国的未来还是不能抱什么希望。不同的是他已经出名，可以发表文章。他书写的是挥不去内心的绝望。啊无法恢复到往日的平静中去，于是他摆脱不了彷徨，彷徨成了鲁迅此后人生的本色。
（6）“未敢翻身已碰头”——无奈的斗士
正如同陈独秀晚年陷入年轻人的喧闹中，鲁迅在文化圈子里也馅入无奈之中。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他接近了共产党，尽管他前后惹上了不少的麻烦。事实上，鲁 迅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作用要大于同样是躲在租界里的陈独秀，因为他的文章仍然一个批判者的深刻思考，而陈独秀则是与一般年轻人在纸上谈兵。
这段时间，鲁迅的心情我们几难把握，但从实际上，他继续了彷徨的心态。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彷徨之中还有一丝无奈。但为了生存和许广平，他必须赶些什么。现在文学，不仅是他的武器，同时也是他的生计。
３、一条新道路？——李大钊的激情
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领袖是陈独秀，而真正的介绍者是李大钊。
几个层面都认识到了，又到了该抉择的关头了。
在这个转折上，李大钊的作用比陈独秀还大。
热情，是民粹主义，眼前，民主问题？离资产阶级气息远，知识分子的抉择很重要，影响大批青年学生，一大代表，几乎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辈。没有他们 就不会掀起波澜。另外是国外的影响，通过共产国际的方式，一部分是革命热情与列宁对“共同胜利”的理论理解，但主要维护苏联的利益。
他过早地离开的人世，否则他很有可能看会象陈独秀那样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李大钊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源。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三个层次
一是共产主义是否正确的问题，是否可以指导中国实践的问题。
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什么
三是……
４、胡适的努力
也是用生活方式来引证自己的论点，是最有影响的推行纯正西化路线的人，好在从来目的到手段都是西方的。没有让手段去占据目的的位置。
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如一的乐观与变革态度。也是为中国谋求自由。在两个前提下，私有制和相信政府的是可以利用的。
继续表明知识界是一种力量，并与政府存在着分歧，带有半在野党的性质，决不会西方那样知识分子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在中国必须肩负起改革社会的任务。中国的政治还不是在民主政治下享受政治权利，而是为了政治民主而奋斗。
强调的是自由。自由是根本。胡适的存在就有很大意义，预示着多元化以及蒋介石政府对民主的承诺没有改变。
在政治论坛上，胡适的论调可谓最为“浅薄”，但最后最有成果的也正是胡适，正是经过折中，经过“改良”，经过有国民党的“与虎谋皮”，在台湾真的完成了富强的课题。
知识分子的归依，一方面可以做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也深知社会还有变革的任务，还有许多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
胡适与蒋介石的合作，也就是他看到还有合作的基础，它们还保留了在私有制基础下的一些多元化的局面。
胡适许多看似与虎谋皮的天真举动，后来真的应验了。但社会发展了，国民党人并不依靠掌握权力维持生活，权力也许象在西方那样只是代表一种荣誉，而现代化 和西方化的结果，使得当权者也不以独断专行为乐事。社会生活的方式，显示尊严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这个转变原来是那么的容易。
其实正是体现了西方的道路，在私有制下允许私人财富和个性的发展。
播种者学者胡适
胡适是有着完整西方教养的现代读书人，但在他的身上士大夫的情怀似乎并没有减少。从其思想内核上看，胡适的变革思路与风格很象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这也难 怪他被一些人称为改良主义者。“改良”一词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即使不做为贬义词出现，至少也是浅薄的同义语。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者眼里，改良即使不 是有害的，也是荒唐可笑的。
但我们为什么要怀疑他们变革中国的热忱呢？在很大程度上，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给胡适这些改良者以容身之地，最后，台湾还真的提供了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改良”范例，胡适的肤浅最终变成了深刻。
但胡适的胜利被打了折扣，台湾毕竟是一隅之地，人们有理由认为那里的经验并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胡适是一个现代社会里的合作者，他选择了与政府合作，尽管始终没有停止对政府的批判。作为合作者，他不是政权的一部分，对与之合作的政权也有几个起码的 要求至少允许教育自由与言论自由。而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这个自由多多少少都给了胡适。对于胡适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足已开展他的变革了。因为胡适 也许早已猜到，中国在某些时候往往连这些自由也没有。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自始至终都不敢将这些权利从人民的手中完全剥夺走。
一个连新闻、出版都不自由的国度，怎能妄言变革？怎能够妄言可以走向强大？
（１）“堂堂溪水出前村”——从“ 先生”到“少年诗人”
安徽之名来自江北的安庆与江南的徽州，而这两地正好分别出了本书要叙述的两位主人公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个地方都是安徽的文化昌明之地，在近代似乎也不甘落湖南、广东之后，注定也要为中国历史输送两个影响至大的文化名流。
（２）“文学革命斯时矣”——雄心万丈的留美博士
中国最进步的灵魂是在留学生中间，这一神话又一次续写。留英的严复，为中国带回来一本《天演论》，而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揭起了革命的旗帜。今天，民主自由的美国将让中国留学生们带回什么呢？
（３）“愿长相亲不相鄙”——“我的朋友胡适之”
归国后的胡适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书写又一代新留学生社会实践史迹。经胡适等人的努力，一代留美新人取代了一代留日旧人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中国的 教育模式由日式转为美式，中国政府这时也带有强烈的亲西方（主要是亲美）的特点。而胡适本人，则扮演了一个继蔡元培之后的一个来往于政教两界的学界泰斗的 角色。
（４）“卖药寻方廿二年”——
从国民党政权那里，胡适继续获得尊敬，虽然他不他的一些同学和同事那样跑到国民党政权里做了高官，但他的声望和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远非那些所能比拟的。 蒋介石的政权的亲美色彩越来越浓厚，而胡适则充当了中西或者说是中美之间的桥梁。当美国成为制约中国政治的一种力量的时候，胡适的地位则更加重要了，他本 人就是一支力量。
（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国难中的大使和危难时的校长
（６）“堂堂溪水出前村”——敝精劳神的研究院院长
堂堂溪水终于出了前村。昔者，是年幼的温文而雅的胡适走出了家乡，而今天，一个现代化的台湾终于走出了两千年的逡巡不进的中国历史。斯何以至此耶，此固 余所将哉。当“主义”越来越威胁着胡适的“问题”时，胡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问题”。他相信只要还有生存的机会，就就有变革的可能。他认定自己的唯一使命 是：必须为社会注入文明和理性的东西。
胡适用一生，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正人君子，他的留在大陆的学生罗尔纲，尽管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还是记着老师的教诲，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被国际上认为是这方面的权威。
变革中国的实践，还需要理性，在“主义”之外，还要为社会增添进步的实质内容，而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理性是他没有做完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他要感谢他处在一个绅士的社会里，他看到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以往鲁迅认为绅士们是改革的阻碍，但历史证明了在一个“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里，却发生了几亿人的迷信闹剧。
鲁迅重在“破”，而胡适重在“立”。胡适要做的就是在中国，利用有限的机会，增加合理的东西，而最终让那些理性成为主导的东西。这些事情总是有人应该做的。
影响中国命运的争论。
胡适提供了一条道路。继承了晚清以来的多元化的道路，
（八）革命者——毛泽东
孩儿立志出乡关，当毛泽东是第三次改革潮流中的第二代领袖，目标是得到全国政权，是第三次浪潮政治结晶的成功者。
革命时代的热情，对现代化理解的薄弱，与五四青年并不一致，现代化的东西接受少，性格上也是学识上的，但有助于他在运动走向战争时的脱颖而出。
李大钊式的民粹主义者，直接“君临天下”的“大民主”，不需要中间“干部”，脱离实际，发展目标的误解，只是钢的产量，和粮食的产量。线性发展，
运 气之外的情况是，中央到了中央根据地。因为它最大。他对张国焘的胜利的原因最终要追溯到这里。中央终于在政治变成的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中将权利叫给军队的 最高首脑，就不令人感到意外，这里唯一的一个变量就是这支军队实际首脑毛泽东的性格了。而这点丝毫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他能够将军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 步，就足以说明他的胆略和性格了，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张国焘也丝毫没有手软。问题是毛泽东与中央在一起。
向井冈山进军是整个中国共产党事业的转折，他的特点是对此的亲切，好象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一样。
张国焘的变例。
运气成分。运气成分越小，恐怕他的度量越大，长征路上的沉浮，张国焘的挑战，苏联对东北支持，推进中原的胜利，其实没有把握。到底对政治模式最后怎样考虑的，是否意识自己在行专制呢？
在延安是毛泽东将自己塑造成理论家的时刻。他的压力还很大的。但在实际上，他将革命越来越多地同夺取政权的策略联系在一起。
那些来自理论，那些来自“策略”（对权力的考虑），那些是他认为对的，哪些是他认为错的。
专制的含义是没有一个多少平起平坐的“贵族”阶层了，而是一人或一个家族的统治。肯定是有意为之，但他奇怪的没有做好最后的安排，怎么会意识不到江青的下场，怎么会以为安排好了呢？
革命确立根本制度：公有制，一党政治。
社会没有充分发展情况下的“公有制”实际上是海市蜃楼，财富的占有和自由的获得依赖权力体系的分割，通过血缘和裙带“同年”、“同乡”关系得到延续和分割。
让青年学生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即使存在着城市就业不足的实际原因，但也是一种与现代化相背离的思想。
还是缺乏现代知识。
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农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而是农村整体现代化的问题，工业也不仅仅是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本身是为了民生的关系问题。
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好处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她具备启动的一定条件，剩下的只是一个方向和目标。
有人总是扩大日本和德国在战争中的损失，其实它们有什么损失呢？即使它们的损失再大，他们也可以重建，这些损失算得了什么，在这里他们的现实处境可能比 落后国家差，但它已经培养出来的先进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如果一定要指出其改变的话，那就是因为战争它只能会趁机改掉不好的东西，增添更好的东西。
苏联模式本身就不是一种正确的模式，虽然它也提供了一种工业化的模式，然而这是彼得大帝的就明白的模式。它的好处是：确实为中国增添了过去缺少的重工业。甚至我们可以原谅牺牲农业的局面，因为一个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归根结底是要靠农业提供的财富。
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病是：没有为社会提供一个发展的内在机制。西方社会依靠自由的社会生活和不断变化增长的社会需求，不断发展着工业、服务业和社会生活本 身，不仅使社会经济数字在增长，同时使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变更发展，而这一点是苏联模式所不具备的。原因来自一是他们以为真的建立了 共产主义制度，而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劳永逸的；另外是政治生活模式和经济模式钳制了人们的自由的经济和文化创造活动。
从内容到形式，从实际操作到象征意义都体现了利用农业的付出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局面，最为惨重的付出是农村几千万人（具体数字我们不得而知）的“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对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的态度，对广大“干部”的打击，可以视为他想按照某种过去方式对待他的官僚阶层。
“矛盾论”还是被视为“正确”，其实是一种地道的官厅哲学，是政治，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共产党最初就是一个中等知识程度的知识分子小集团，这一性质在其最高权力核心始终未变，然而当他们的。
有时事情会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有许多事态只是来自普通人的情感，要知道林彪会在政治局会议上给每个发一个“叶群是处女”的“证明”，要知道叶群因 为同某个领导的夫人争借一本《基督山伯爵》而闹得不可开交，要知道江青在王光美见报后的不久，也上了报纸，就会看到一丝轻松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会缓解我们 对政治的严肃面貌的感觉。当然，这一幕如果发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里，不算什么事情了，而发生在最高家庭里，就要酿成巨祸了。
在生活中，我也感受这这样的事情：当我在某个军校任教时，有一次我去某个领导的家，当他绷着脸说话时，我憋闷得要喘不过气来，这时他的夫人出现了，她说 起了别的事情，关于她的美容，她的跳舞，弄得那位领导哭笑不得。是女人的一丝天真与虚荣让我看到了一点人性的光芒。事实上当时我在单位混得很糟糕。或者说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混”，反证我知道自己在“领导”眼里狗屁不是，但还是女人啊，是她们的“善恶不分”的天真让我感动，让我活了过来。）
对知识分子的“论断”，“人民”，“矛盾”，还是“政治”，而不是学术和科学。这一点，不知道是他的思想还是报复。事实上，他本人最初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个只侧重中国古代文化的小知识分子，而不具备一个学者的素养和认知态度和心理。
以“大跃进”为首的三面红旗。
实际上上一个要求变革的得到苏联大力支持的知识分子精英集团，而
毛泽东完成了热兵器时代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以后不可能了，因为几颗导弹就能够将一个山头炸平，中国人再也不能创造这样的伟业了。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在两千多年以来的治乱分合中，他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革命者，其思想与实践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化序列中的重要一环。
莫斯科的指示和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模式，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成功，尽管也让它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遭受到不小的挫折。当共产党人被迫走向农村并把自己的革命引向一场战争时，他们却不自觉地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根基，并开始运用起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则来。
在 战争岁月里，毛泽东终于有机会全面显示其特有的优势，他所具有的更多的国学教养，对农村的熟悉，以及他特别的农村文人的气质，使他崭露头角，并成功地在一 九三五年的军事危机中，使自己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他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思想和《三国演义》式的策略思想赋予中共，很快使中共重新在农村站住了脚跟，并在 抗战期间空前扩大了势力，最终赢得了中国。
然而，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年代里，毛泽东遇到了不少麻烦。显然，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在把国家引向现代化的问题上，他缺少办法。
在 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又发动了一场文化上的“大革命”，这不仅仅是用来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事实上也是其理想一次全面的实验。这次革命 实际上肇始与五四时期的理想，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对社会变革的承诺。毛泽东并非不知“资本主义当权派”们的政策会导致经济发展，否则造反派就不会高喊：宁 要共产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毛泽东更为担心的是：即使经济发展了，但革命精神将会丧失，官僚主义也会越来越膨胀，而社会终将倒退到革命以前。在 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比谁看得都远，他对革命是认真的。但他所依靠的理论，定下的目标都太幻想了。
一 九五六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在最大限度上只代表了毛泽东个人的设想，没有几个共产党人是真正赞同的。但这确是历史的必然，在一九二七年已经决定 了。因为现代的一场农民战争必然要造就一位现代的农民领袖，而我们能指望这样一位领袖能够主动放弃权利或者带领中国成功地进行现代化吗？
毛泽东带着深重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事业，被一个出身于绅士家庭的四川人所继承，中国终于走上了耽误二十年的路。
（１）“孩儿立志出乡关”——韶山冲里的倔强少年
揭开神秘的面纱，毛泽东成长的轨迹和逻辑历历可寻。我们必须注意他的性格和学识，这是他日后命运的真正起点。时事造英雄，个人不可能超越历史。尽管从谭 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到秋瑾的“不惜千金买宝刀”，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上演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它仍为毛泽东那代人包留着一次精英救国的机 会：还将有一批从各地脱颖而出的以救国位己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从外国学来的主义，还有一个以救国为己任的全国性的组织，还将有一场战争，还将在战争中 出现一位英雄。毛泽东的命运正好于此线索环环相扣，然则，他何以脱颖而出？
（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岳麓山下的有志青年
长沙时代的毛泽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生，而更象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他所学的也不是一技之长，而是定国安邦之略。而且他还认清在一切可以超越他人的要素中，意志是最重要的，并为此而苦苦磨练自己。长沙是毛泽东走向人生辉煌的真正起点。
时代不同了，现在需要的是叛逆，只有叛逆才能攀到治国之路，而毛泽东走的正是一条成为叛逆的道路。所以尽管他很佩服曾国藩，但与几十年前曾在长沙发迹的 曾国藩不同，他在第一师范里校长差点要开除他，而他却赢得了部分老师和绝大多数同学们的欣赏，为此他又获得了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资本。
（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汗漫九垓的求索者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实际选择了职业政治活动家的道路。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他倾注了比别人更多的期望和热情，他积极肯干，都每一件党交给他 的工作都尽心尽力，但他也许还找不到头绪，这是因为在莫斯科直接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自己还没有开始自己的思考。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城市革命，是中国从来没 有过的事情，也许离中国的现实太遥远了，谁也看不清事情发展的结局，难怪毛泽东要汗漫九垓的求索。
（４）“赣水苍茫闽山碧”——蹋遍青山的诗人
战争是毛泽东吟咏的对象，或者本来就是一首诗。毛泽东与其是在歌唱它，倒不如说是在感受它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很少有人在如此时刻等闲信步，所以很少有人象他这样创立伟业。
（５）“今日长缨在手”——长征路上的英雄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其中所体现的象征意义比其实际内容还要深刻。为什么周恩来当时及以后如此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这是因为 做为军委主席的他的确指挥不了红军，他不是缺乏胆量，而是缺少想象力和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在这一历史紧要关头，在党内对毛泽东真正构成威胁的仅有是张国 焘，因为后者与他一样，也掌握着一支兵力雄厚的红军队伍。
（６）“俱往矣！”——创造伟业的风流人物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总退却，只是在数千名幸存者欢呼“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长征才被视为一种胜利。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意义却大为不同。在长征中他成了英雄 _，并确立了自己党内至高无尚的政治地位。从此以后，他可以主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其革命战略了，他不仅果真缚住了苍龙，而且又一次创造了统一伟业这是作 为一个中国人所能做的最伟大的功业。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长征是其命运的转机。如果联系到今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那么长征也是中国人民命运 的转折。
蒋介石最大错误不是在解放战争中的错误，而是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里的惊人发展。
（７）“六亿神州尽舜尧”——迈越古今的预言家
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毛泽东与党内的的大多数领导分歧越来越多，许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现在都已现出端倪。他对社会改造的幻想，对领导人民进行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热衷，他绕过官僚机构进行社会变革的实验在“文革”以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了。但他以从《张鲁传》里得到的灵感去指导现代化，注 定他也只能成为一个预言家，尽管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一个预言家。
（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天安门城楼上的导师
“文化大革命”被用来指称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段特殊的阶段。
这段历史，毛泽东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机构，文革前一段是这一个问题，而文革后一段的问题实质是共产党政权的交接的问题。集权政治的交接是个问题。
在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最大限度地掌握着中国社会及其每个人的命运，他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他的思想以及中国的现实激烈碰撞着，这有助于 我们认清毛泽东的思想实质和中国社会的根底。文化大革命虽然使经济陷于停顿，但毕竟没有再一次酿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惨剧，在武斗中和一些冤假错案中死了一些 人，处境本就很糟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又多遭了罪，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真正受到最大危害的是共产党中层以上的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场中共内 部的一场斗争，人民只临时演员。
对于“文化 大革命”，今天我们要从三个层面认识。一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动机，二是他在理论上的宣传，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三者并不吻合，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一和第三个层面，从毛泽东真实的意图与参与者的实际行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社会到底停留在什么时代。用 “左倾”来解释毛泽东的错误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正象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以反对“修正主义”为借口一样。其实我们只要放开眼光，简单地看一下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发现，它们不会因为某个执政党的某个领袖的“左倾”就会给全民族带来一场灾难。
西方学者按照马克斯-_韦伯的理论，多谓毛泽东属于“个人魅力”型的领导者，但这种魅力是来自他的功业，而这种功业是其他任何国家和社会所无由产生的。照这样的说法，中国专制时代的开国之君还是属于传统型的统治者。
（９）“你办事，我放心”——红墙里的孤家寡人
发生在这一阶段的事情，几乎让我们摸不到头脑。尽管毛泽东的病情非常严重并且时常神智恍惚，对于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实际上他仍然牢牢地 控制着权力，他说出任何的话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包括临终前让政治局接受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在他的生命最后一些日子里，他的思想似乎陷入了混乱，尽 管他只相信自己身边的少数的“亲人”和一些年轻的照顾他的少女和少妇们。同时他还让让曾被他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掌权。尽管江青与他的关系被人描述得很不 堪，但毛泽东始终是信任有加。也许他很厌烦江青的在政治上的幼稚，但他相信他会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还有奇怪的是毛泽东以其绝顶的睿智和对历史的熟谙，为 什么没有想到江青的所有权力只不过是水中之花镜中之月。他为什么忘记了第一个布衣皇帝刘邦死后，对他忠实梗概的陈平，对他的皇后却没有任何吕后。
（九）去到那里还是回到哪里？——改革者——“总设计师”邓小平
早就存在的一种思路，但只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才得以彰显。
回到留法主体潮流派，权力事只是枝接，但没有处理共产党交接问题和“腐败问题”。古代也有“腐败问题”，原因是经济增长后的，分配，商人以金钱取得保护 和地位，但商人也并没有继续发展出自己的保障组织，实行行贿，实际上是“政治赎买”行为。现在也是这样一种交易，除了贪污之外，还有受贿，就是一种交易。 根本上还有一种权力为谁服务，工作值多少的问题。实际上办正常的事情会觉得“亏”，的问题。
额外的收入才是为他办事，一种权力补偿，在维护秩序外统治权与管理权，觉得亏，就是管理权还未确立。
近现代给中国的经验教训：
彻底改造否则没有出路，彻底学习西方模式
不可以“过高”之理为指导。实际上并不“高”。因为本身是错误的。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的实施。总说资本主义的怒可克服的矛盾是“生产的盲目性”，但我们有过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计划性又到了何方。
没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结构的想法，一部分先富起来，没有改变现行由上到下的政权体系的想法，没有私有制的想法，没有培育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的想法。
中国前进的问题没有解决，往前往后都看得太近。不知许多问题需历史地解决，不知许多问题需要现代地解决。
不争论？是考虑的争论不清，还是考虑的不团结。实际上只是制约共产党高层的不争论，而与邓小平对立的那一派的观点实际上自始至终就很明白了。不争论当然不包括“自由知识分子思想者”在内，他们还不具备发言的权力。
事实上可以争论的清楚，中国的经验教训太多的。在一百六十年来，我们中国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出过呢？亚洲最大的舰队，南方有利用基督教的洪秀全，北方有盲 目排外的反洋教斗争以至于占领京津的义和团运动，有布衣上书民请命的书生康有为，慷慨赴义的谭嗣同，非要“建立合众政府”的孙中山；有“施夷之长技以制 夷”，有“中体西用”，有“维新”，有“革命”。
经过多少年来政治风云的洗礼，发生在天安门前 的故事几乎成了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仅仅相隔十几年的时间，人们已经不再向城楼上的半人半圣之体山呼“万岁”，北大的学生们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旗帜。时 代真的变了。或许连当时的记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及时记录下的这一场面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以现代为主要目标的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终于再一次被社会的上层所 提及并开始大规模的实施，与此同时人民重新获得了更轻松的生活方式和更宽阔的生活空间。这一切是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开创的。
显 然，象邓小平这样具有留学背景的领导人在中共高层并不少见。事实上，建党伊始，象毛泽东这样的人倒不是主流，而是极少数。在最早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身上， 比如周恩来、赵世炎以及毛泽东的朋友蔡和森，我们都可以看到与邓小平相似的东西。但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当中共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他们的革命从领导工人罢工 转变为一场农民战争时，象毛泽东这样具有传统学识和气质的领导人却第一次感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联合绿林好汉落脚井岗山，横扫千军如卷席神话般地打破国 民党的三次剿杀，这些成了毛泽东功业的基础；而长征路上的临危受命则更使他开始获得党的最高权力。
然而，当中共取得了政权，工作的重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之时，这一切又戏剧性地发生了一次逆转。搞经济建设绝非毛泽东所长，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但仅凭这一点中共就有理由让他放弃最高权力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他掌握权力之时就已注定。
发 展经济，在近代以前还是一个奢侈的字眼，这也不是专制王朝所能所应担负的使命。而到了现代，发展经济进而实现现代化却已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自觉使命。仅 此一点，历史不可谓没有进步。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对于怎样发展经济却陷入迷途，至少可以说象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务实的领导人都没能阻止毛泽东的 危险尝试也没有能表达他们的意愿。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欣喜地看到，邓小平已将中国的现代化重新置于现实的土地之上。事实上，邓小平并不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属于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他是属于第一代的，只不过他是年龄较小的一个，并在毛泽东去逝世后开始实施自己的主张。
（１）这个社会不象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开明乡绅的儿子
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传记里，邓小平被称做“农民的儿子”，其实这是不确的，看来这个英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了。“这个社会不象个样子，是应该革命。”这是邓小平的父亲一个充满活力见国过世面的开明绅士说过的话。
同 本书的其他人主人公一样，邓小平最初也是一个读书人，显然这是他们命运的真正起点。日后，他们的一切分歧及其所扮演角色，都可在其书生时代找到端倪。近代 以来的中国历史，没有读过书的人已经很难再站到政治舞台上显赫位置上了，因为这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一个需要学习的时代，一个需要开辟新路的时代，一个必须 用新的头脑作出抉择的时代。
（２）从咖啡馆到红土地——从油印博士到党代表
道路的相似性
（３）二野挑得是最重的——担子独当一面的邓政委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邓小平第一次充分展示自己了的才能。这一时期“刘邓大军”所赢得的威望，只有土地革命时代的“朱毛红军”才略相仿佛。在抗日战 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得到了长足发展，最为显著的是中原这块战略制高点的获得。此等功业恰可与毛泽东开辟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等量齐观。在解放战争中，刘 邓大军所承担的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是任何野战军都无法比拟的，而淮海战役则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场战役。邓小平在下面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真正功 绩，这成了他再次回到中央并树立牢固地位的坚实基础。
（４）你看那个小个子，他前程远大——“第二号当权派”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他明显只是一个陪衬。事实上，在任何时候，毛泽东都没有终止对他的欣赏，所以他不会也没有落到刘少奇那 样的结局。毛泽东对刘少奇可以由宠而憎，对林彪由用而除，而对邓小平，他始终手下留情，因为他知道邓小平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也许不那么听话，但决不会搞阴 谋诡计。毛泽东是在看到邓小平给他的一封信后决定启用他的，这是没有先例的。邓小平的复出是文化大革命中惊人的事件，或许比林彪的垮台还要令人感到不可思 议。邓小平的光明磊落的品质，使他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顺应民意的铁碗人物
改革是我们熟悉的东西，而且并不怎么新鲜。值得叙述的还是邓小平如何得到这个权力的。共产党的政权交接成了一个问题。毛泽东对政权交未能完成好，到邓小平才开始了第一个成功交接的例子。
权力交接的特点问题，这个世界还是上层社会创造的，实际上共产党的领导们见的东西比老百姓要多得多，不论上对内还对外，是他们要进行对外开放，老百姓知 道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之际，他们需要恐怕只是安稳懂得日子。我们今天可以如此的谈论政治本身也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权利。
隐含的意义更大，承认社会多元化。
（６）你们要搞得快一点——殷殷叮嘱的老人
他几乎是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出现的，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他的改革事业在关键时刻出现了了波折，争论的核心不外乎关系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多元化的局面，会将给政治带来什么影响，以后政治怎样演进。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他的又一个起落。
留 给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艰巨的，不仅仅是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而是关于一百五十年以来怎样变革中国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既避免了许多无益的争端，肯定了 改革的意志，但也说明了对改革前途的明确的认识，实际上这最终是危险的，因为躺我们要趟过的不是一条小河，而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天堑，在关于中国如何变革的 问题上，我们肯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实际上，目前就有许多实际的问题摆在眼前。比如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方式的改进，单说它的腐败现象的严重就非常让人感到担心，即使解决其肌体上的病症就是一个艰巨的课题。
邓小平决策的党内民主化以及废除终身制度，都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走向
邓小平给我留下的最为深刻的一笔是其坚定不移推行改革开放的坚强意志，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尤其从十年动乱中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如果连这一点教训也不能吸取，中国一百五十年的多变革历史简直是白白渡过了。
许多目标还不明确，方法自然也不正确。
中国还要向哪里去的问题。
道路太多
理想的道路，要考虑西方人提供的一切主义和理论。
可能的道理，考虑到中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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