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爱国者”还是义和团的水平（抑或不如）？

为什么中国的“爱国者”还是义和团的水平（抑或不如）？

文/周舆

开博以来，周舆博客逐渐发现，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爱国者”还是义和团的水平，或许还不如。我们先考察一下，义和团是怎样“爱国”的。

一、义和团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愚昧迷信运动——愚民的“爱国”永远就是四个字：盲目排外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最初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头目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迷信方法秘密聚众，教授信众修炼一种据称可以令人“刀枪不入”的 拳法，称为“义和拳”，参与者被称为“拳民”或“拳匪”。最初他们宣扬“反清复明”，后来转而支持清朝而极力排外，改喊“扶清灭洋”。

义和团很早就把仇恨的目标对准了西方教会组织。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中国平民纷纷信教并得到教会保护，这引起当地人的不满。这里面，固然是因为传教士和教民良莠不齐，但更主要的是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下层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

那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都没有具体的利益纠纷，而主要是思想文化冲突。当时义和拳民指责教会“无君无父”，妇女信教则更是“伤风败俗”。而且那时华 北地区经济凋敝，传统社会纲纪解体，正是一个人心惶惶、秘密会社纷起的动荡时代。拳民们本来是要造反的，但那时清军已是洋枪洋炮，拳民们斗不过官府，只好 把发泄的目标对准了教会和教众——他们以为这些人是好欺负的。

但这些还不是全部原因，仇恨一切跟“洋”沾边的事物，掀起大规模排外运动，这与当时中国下层群众普遍的愚昧无知是分不开的。

当时，义和拳民通过想象虚构了一系列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洋人都是乱伦所生，因此他们长着蓝眼睛；传教士拿人的眼睛做药引子，用摄魂术与女教民“奸 宿”；洋人还挖取女人的子宫、小孩的肾及脑髓心肝。后来，义和团久攻北京西什库教堂不下，他们为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洋人在教堂的墙壁上粘贴了人皮，又有许 多赤身露体的女人手举秽物站在墙头，洋人还把孕妇剖腹钉在城楼上。

当时，许多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传单）中都记载了众多类似蛊惑人心的说法，稍微有点见识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最底层的广大愚民却都信以为真。

二、义和团是愚民与专制的绝妙结合——愚民和独裁者的“爱国”具有一致性，那就是：误国

那时，义和团虽然开始闹腾，但那时清军是洋枪洋炮，清朝想剿灭义和团应该易如反掌。1899年，捐官出身的（官是花钱买的）汉裔旗人（汉八旗的）毓贤出任 山东省巡抚，负责进剿义和拳。由于他手里没有多少兵，遭到失败。但他灵机一动，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改“剿”为“抚”，将义和拳众招 安纳入民团，想以此掩过为功。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口号也由“反清复明”变成了“扶清灭洋”。

义和团既然被官方承认，他们更是得了理，除了继续烧教堂、杀教士外，还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以及维新人士。可见，这个毓贤是酿成一场巨祸的罪魁祸首。

1899年冬，由于西方各国强烈抗议，慈禧太后被迫免除毓贤的职务，改派在小站练兵有成的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带领北洋新军进剿义和团。

但这个毓贤贼心不死，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话。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是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他们对这个说 法如获至宝，于是就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慈禧听信了这些最昏庸反动之人的劝说，也觉得义和团可以利用，并调毓贤任山西巡抚。

对于经历过太平天国之乱、捻军之乱的慈禧，深知民乱的危害，而她绞杀起来也从没手软，此时为什么转而支持义和团呢？这是有原因的。一是，她在扼杀戊戌变法 后，重新训政，并两次要废掉看着眼烦的光绪，但各国公使却都喜欢开明的光绪，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她只得作罢。特别是第二次废立，上海绅商经元善、章太炎、 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1200余人联名通电（发电报，清末以至民国的一种政治表达方式）反对，并扬言“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两次废立都为西方使节所 阻，一贯心高气傲的慈禧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让她看到了报复洋人的机会。二是，那时几乎所有的洋务派开明大臣都与她离心离德，慈禧虽然 可以控制朝廷，但她身边也只有几个死硬的顽固派才从心底支持她。显然，慈禧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于是，她想“走群众路线”，想靠义和团的“刀枪不入”赶跑 洋人，以后就不用再看他们和洋务派大员的脸色了。这时，慈禧和顽固派无疑把义和团当作一张王牌了。

因此，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各国驻京使节的强烈抗议，发出了袒护义和团的诏令，义和团立时蔓延起来。

直隶总督（河北省委书记）裕禄本来是主张剿灭义和团的，现在却受命扶助义和团。于是，他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还邀请义和团首领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 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今河北）。天津、涿州、保定到处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毁坏铁路及电线杆，涿州府衙也被3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 协办大学士（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刚毅到涿州开展“调查研究。结果这个刚毅被义和团的“神术”所惑，回京后对慈禧说“拳民忠贞，神 术可用”。而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一干被洋务派挤到政治边缘的王公大臣，此时也主张招抚义和团，借向洋人开战之机打击洋务派。

1900年6月10日，顽固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商务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义和团拳民大举入京，最多时超过10万。随即，义和团拳民在北京城里制造了大规模的祸乱，西方列强于是起兵救护在京的外交及教会人员。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清兵所杀。慈禧怕事态扩大，于6月15日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火速入京，但这两位封疆大吏却都不再理会这个头脑昏乱的老妇人。

清朝最重要的几位封疆大吏对开战都持否定态度，为了决定是和是战，从6月16日到20日，慈禧一连四天召集在京的王公大臣和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第一天，她事实上有所妥协，决定与西人议和，于是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事情到此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转天（6月17日)就风云突变。这天，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慈禧恼羞成怒，又决定开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

在此后三天的会议上，慈禧要求开战，但遭到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力争，认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两人联名在奏摺中写道：“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 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他们把道理都说的都很清楚了，所提到的“两国构兵，不戮行人”，其实就是评书里说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样的道理，用不着翻什么国际法，中国人自古 就明白，慈禧焉能不知！但她为了一己之私，竟将4亿5千万苍生置于脑后而不顾。为了通过开战的意旨，她大发淫威，把反对开战的大臣都砍了脑袋！

其实，连慈禧的铁秆亲信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也不赞同支持义和团与列强开战，但这回慈禧却铁了心了。为了固权和出气，她不想那么多了，裕禄等人也只好见风转舵。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驻华人员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杀害。

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6月24日，慈禧又对各省督抚下令，对洋人格杀勿论。

宣了战干什么呢？慈禧让义和团和清军去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于是，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北京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誓死抵御义和团和清军的进攻。

6年前，中国被小小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宣战！《国际法》已传入中国60年，而慈禧开战的目标竟然是派兵围攻驻华使馆！她不是得了失心疯，就是为了泄私愤，否则我们还能做什么解释呢？

没有慈禧的愚昧，没有专制独裁统治，中国怎么能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当义和团把“刀枪不入”、“神仙下凡”，甚至把孙悟空、二郎神等小说中的人物都当作崇 拜对象之时，当一个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以这些胡言乱语作为军国大计的依据时，这样的国家不遭遇灾难，还有哪个国家可以遭遇灾难？

三、义和团所干的都是烧杀掳掠的强盗行径——愚民一旦“奉旨造反”必然成为暴民

其实愚民未必是忠的，他们也是喜欢造反的，特别是当奴隶坐不稳的时候。但愚民们骨子里又是信奉皇权主义的，于是当主子一旦恩典他们“造反有理”时，他们立 即就兴高采烈地做回奴才，受了“招安”就去打“别的强盗”去了。只要主子给愚民一个机会，愚民必然会同时成为暴民，替主子去欺负更弱小的人。这也是一个颠 仆不破的真理。

1900年6月，义和团进京后都做了什么呢？他们干的都是强盗土匪的行径。他们也许比土匪和强盗还要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是“奉旨造反”，一切恶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而且理直气壮、有恃无恐。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因西方人毛发厚重，故称），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屠杀之列。

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从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3000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 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 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00人幸存。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也是随意打杀，甚至还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 徒，均不饶放”。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谁沾了一个洋字也该杀。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 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杀人放火都成了平常事，那么抢夺财物更是司空见惯了。无论是大户人家，还是看着稍微殷实的家庭，义和团可以随意闯入，随便找到一件“洋物”，即可污蔑这家 人“里通外国”，然后杀人强奸，洗劫一空，放火焚烧。（这样的故事，我记得最早是小时候从小说《戊戌喋血记》看来的，上了大学才看到大量的有关史料。）

那个最早主张招抚义和拳的毓贤，到山西后大开杀戒。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毁，同时让全省的洋人都集中住到一处，说是要保护。等人都到齐了， 他却带领兵勇“亲自兜拿”。将洋人44口和教民17名，不分男女老幼都砍了头！山西寿阳县秦锡圭拏也捉到7名洋人，也是就地杀头。

毓贤在山西大开杀戒，北京的顽固派们也开始了残暴的杀戮。辅国公载澜会同载勋、刚毅，“奉旨”“统率”京津义和团，但他们干的还是烧杀掳掠。“载澜从拳匪 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载澜他们连同朝为官的大臣和爱新觉罗的宗室也不放过，一般小民就更别提了。整个北京 城火光阵阵，血流成河，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自然，我们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但义和团在北京的行径只能用烧杀掳掠来概括。

在义和团事件中， 从1900年6月24到7月24日，全国各地总计杀害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

但义和团屠杀最多的还不是外国人，而是无辜的中国人。官兵也杀了一些，但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多人被杀。奉天 （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 “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

在“受害最烈” 的北京，义和团匪徒究竟杀了多少无辜同胞，至今也是一笔无法算清的糊涂帐。当时有关人士留下很多记录，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片断：

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义和团抢劫后，竟然焚烧了4000余家店铺，使北京最繁华的地区毁于一旦。

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 人理”。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这样的兽行和惨祸，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义和团在天津、北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为中国几千年祸乱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四、深明大义，抗命不尊的东南互保——只有开明的洋务派官僚才知道这两个字：爱国

面对中华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少数中国人是有良知的，他们给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陈天华：《警世钟》）而愚民的思维方式是：他们欺负我们，我们要坚决排斥他们！

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和魏源已经了解到西方崛起的态势，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思路。而早期维新者冯桂芬更是在《校邠庐抗议》里提出了中国 “四不如夷”、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观点。而后，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以及革命派，甚至北洋军阀，没有一个不主张向西方学习的。

曾国藩、李鸿章在与西方人交往中，早就明白了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富国强兵的道理，于是开启了洋务运动。如何在综合国力劣势下与西方人打交道，无论是曾国藩 还是李鸿章，都主张一定要慎重行事，不能擅自挑起事端，给列强以侵略并攫取中国利权的口实。对于利用义和团一事，洋务派后起之秀袁世凯上书力阻，但那个老 妇人却就是不听。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清朝的封疆大吏们已经感觉到西太后将为中国酿造一场大乱。既然他们无法阻止西太后惹祸，为了中华民族，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只 好自己想办法保障治下的稳定了。于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就保护东南各省的稳定，坚决不给列强以入侵借口 等事宜达成共识。同时，他们还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大局。

清廷向11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当即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慈禧宣 战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东南各省根本不接受，而坚决杜绝义和团滋生蔓延，努力维持地方治安。

最终，慈禧和义和团惹的大乱子，善后工作还得由李鸿章来做，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也只有他才值得信赖。逃到西安的慈禧只好派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作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与八个占领国谈判。

那时的情况是，列强都想趁机瓜分中国。其中，俄国想取得中国东北，而德、法、日、义这些帝国主义后起之秀，也想瓜分中国领土。那时，只有英、美坚决反对各国瓜分中国，希望中国保持“门户开放”，并对俄国的扩张野心保持戒心并加以抵制。

李鸿章依据《国际法》，提出义和团是叛逆，皇室的宣战诏令是在义和团挟持之下发出的，因此他不承认中国与11国交战，事件的性质只能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

李鸿章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不得不进行了诡辩，但他终于胜利了——其实义和团什么时候敢威胁西太后？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其实只是一个中国与11国之 间的协定(Protocol)，而不是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否则中国的损失还要大！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 ，没有当作一次由官方领导的有组织的反西方动乱。

在西方列强发兵之前，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除了祸害百姓并给列强人制造出兵中国的借口，他们还干了什么呢？到底是义和团爱国，还是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老诚谋国的人爱国？历史难道还不清楚吗？

事实上，是慈禧和义和团在害国，是李鸿章等开明官僚在爱国、在维护中华民族的体面、让华夏民族一息尚存！正是由于大多数封疆大吏抗命不遵才使列强认为中国 还有明白人，才使慈禧的宣战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乱命，才使李鸿章为中国挣回了权益；正是由于“东南互保”保证了中国广大地域的稳定，才使列强不敢实行瓜分 中国的企图！

是谁在害国？是谁爱国呢？有什么不清楚的？

五、愚民和独裁者的“爱国”结果就是害国——中国人民要为义和团一人还一两银子

现在，说到义和团的好处，最流行的判断是，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但袁伟时教授援引李时岳的话，证明“这是远离历史真实的诡辩”。袁伟时指出：“早在 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年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 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千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 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 偿”！

人们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 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但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 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早在之前，义和团就已经惹了不少祸了。1897年11月, 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及理加略被冲入教堂的暴民打死。德国立即作出反应，出兵占据胶州湾（今青岛）。德皇对其海军军官训话：“如中 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一个月后，俄军也进驻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後分别派兵进驻山东威海和广州湾（今湛江）。

而义和团之役，得到最大便宜的要数恶狼俄国。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派兵20余万人从南北两路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于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哈尔滨，9至 占领吉林省城；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东北全境。而俄国人进犯东北的借口，就是义和团闹事。

由于俄国乘机占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威胁到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英美才极力阻挠俄国的扩张势头。而快速崛起的日本，也觊觎中国东 北，1904年还跟俄国打了一仗。这样的事情，义和团能够阻止吗？其实，要不日本跟俄国在东北势成水火、相持不下，恐怕中国东北早在义和团之乱中就成了俄 罗斯的永久领土。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由于英美的帮助，中国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给予各国4亿5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 付。列强之所以选择这一数目，就是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最终，慈禧和义和团欠下的巨债，要每个中国人来还。赔款总值按当时银价计算，约合为3亿零 330万美元。

这样的耻辱是谁造成的？不是义和团的愚昧还是什么？

六、1949年以前对义和团的评价——众口一词的批判

从1900年到1949年，半个世纪里，对于义和团的评价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分歧，是众口一词的控诉和批判。当时记载备矣，无不斥义和团为“匪”、“乱”、“祸”。下面，我们再看看那些名人的记载。

著名革命小将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伟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克林德碑》一文，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并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 潮流的特征，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 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 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 呢？”。

我们还需要再举别的例子吗？

七、为什么1949年以后要美化义和团？

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从来都是清楚的，没有丝毫异议。但在1949年以后，对于义和团的评价却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义和团运动被罩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甚至“革命”的光环。

为了政治需要，本来对义和团运动大加挞伐的陈独秀，却在1924年改口称赞“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

1949年后的历史，则把义和团视为“革命”。其做法是，曲解义和团反文明举动。比如，说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是为了狙击侵略军。实际情况呢？其 实，铁道和电线杆从1998年就是义和团的主要破坏目标，完全是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抵抗侵略的应急行动。而且，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 偶发现象。事实上，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反文明的行为被曲解了，而反人民的行为更是被完全回避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解释的。1949年至今的官方教科书对义和团和清军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一个字都不提。

只有港台和海外汉学著作，才对义和团事件作出了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评价。一方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 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另一方面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 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请大家所部翻开任意一部大陆以外的近代史书看看吧！

官方历史把义和团说成一朵花，但周博客要问了，他们懂得“反帝”吗？——他们做的其实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 船、电线杆等等。他们“爱国”吗？——他们杀死的国人远远多于洋人。在义和团的黄金时代，他们其实是以残害国人为乐，他们是巨大的祸害，是他们让中国遭受 了近代最大的一次耻辱，义和团是地道的“害国”。

现在，官史也不敢称义和团运动为“革命”了，调子也降低了很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也提到了义和团的“狭隘”和“落后”，但就是不提他们到底怎么反文明和反人民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八、中国历史为何总要重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义和团运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义和团与文革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所鼓励，并用于政治斗争；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是“打砸抢”杀人放火的无政府土匪行径。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这样的事态，看着是不是很眼熟？红卫兵揪斗刘少奇简直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

那时，其他大小官员，更不在义和团的眼里。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打击目标，不过他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慈禧逃到西安之时，他才遵照圣旨到京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文革造反派们自己似乎也看到了文革与义和团运动的相似性，于是他们自比义和团。1967年4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赞“红灯照”》的文章，大力 歌颂义和团运动中的 “红灯照”，以此赞扬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还说，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也就 说骂义和团就是骂他们！

看来，他们还真把自己当作义和团新时代的继承人了。奇怪的是，在文革中他们也可以打打杀杀，但对于义和团的打打杀杀却一字不提。也许他们知道，义和团好歹还杀了几个洋人，而他们打杀的仅仅中国的“阶级敌人”！

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暴民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只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他们以为，只要 把“毛子”打杀干净了，人家就不会再来了。这样的“爱国”，也难怪要被文革小将们所继承，因为文革小将同样是不折不扣、童叟无欺、如假包换、十足真铁的愚 民。

九、当今的“爱国者”还不如义和团？

通过上述八个方面的分析，可见证明，义和团运动不过是一次被少数愚民发动，又被少数独裁者和顽固派利用，致使中国差点被瓜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危害的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局部性暴乱。

也许独裁者只有在惹了祸之后，才会明白一点道理，才会“退居二线”。义和团运动之后，顽固派彻底被扫清，不几年新政和立宪运动就被那些坚决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等人搞了起来，革命浪潮也如火上浇油。十年后，满清覆灭。

经过义和团之役，清朝被打残了，中华民族也似乎长了记性，直到1949年前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愚昧排外运动。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中国出现了两种对待西方的思路。一种是承认落后，而虚心向西方学习；另一种是抱残守缺，以为中国还是天朝上国，反对任何改变。从洋 务派与顽固派的交锋，从维新派与洋务派的交锋，中国社会一次次得到进步。而中国的下层群众在19世纪末也登场亮相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无法让人恭维。直 到陈独秀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被国人广为接受，科学与民主也成为一个普遍的价值观。

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似乎还没有散去，1966年的文革小将的作为，80后无知年轻人在网络上的恶毒表现，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不长记性。

现在的小左们，还是不知道如何爱国。他们的“爱国”就是必须说中国一切都好，谁要说向西方学习就是“汉奸”，就是“卖国”，就是拿着美元替美国说话。

吃麦当劳长大的80后们大多不懂历史，不了解中国曾有过的耻辱，不了解中国曾遭遇过的危亡，更不了解我们的民族曾经在一次次危亡中才获得了自省和前进的动力。

今天，我们可以骂美国和日本，但却不能看不起美国日本。这些国度，以后也许还会跟我们竞争，也许我们还免不了跟日本打上一仗，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骂人 家，更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品评人家。我们动不动就说，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中国人有这个智商吗？我们能做到吗？中国人要是有这个智商，我们早就应该比日本 人强了！还是先学学日本吧，我们想文明起来，富强起来，就必须先向人家学习。现在我们富了，但不改变政治体制，不焕发民族精神和活力，我们能够最终超越美 国和日本吗？难道我们不会重蹈甲午战争的结局吗？

看看现在小左的“爱国”嘴脸吧，他们的言论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断裂。换句话说，历史没有延伸到这一代，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已经中断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不长记性。自然，也许是有人故意不让80后长记性！

80后的小左们都很无知，他们不懂历史到也罢了，可他们却自称懂什么“历史XX主义”，还知道一个叫“阶级斗争”的大道理，也会用最恶毒的小人之心去揣度 世界先进文明，他们就是靠这个去“爱国”的。自然，这样的“爱国”，“爱”来“爱”去，最终也只能是漫骂那些真正的爱国之士为“汉奸”、“卖国贼”了。

他们懂得什么叫爱国？他们知道怎样才能爱国呢？他们岂是爱国的材料！现在的小左们，不仅不懂真正的爱国，甚至连义和团也比不上。义和团好歹还跟八国联军豁 过命，但现在的小左们除了骂街还会干什么呢？（再补充一句，要论骂街，恐怕他们跟俺这个在部队呆了14年的人比也差远了，但俺不玩那个已经很多年了。）

在此我要告诉那些漫骂自由主义者的小左们，你们是地道的愚民！也正是因为你们的愚蠢，中国还将被打上愚蠢的标记！

本文所引资料，无一无出处。且皆很常见，恕不注。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7年2月19日晚6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