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舆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在两千多年以来的治乱分合中，他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革命者，其思想与实践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化序列中的重要一环。
莫斯科的指示和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模式，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成功，尽管也让中共在大革命的后期遭受了不小的挫折。当共产党被迫走向农村并把自己的革命引向一场战争时，却不自觉地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根基，并不得不运用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则。
在战争岁月里，毛泽东终于有机会全面显示自己的优势，他所具有的更多的国学教养，对农村的熟悉，以及他特有的农村文人的气质，使他崭露头角，并成功地在一 九三五年的军事危机中，使自己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他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思想和《三国演义》式的策略思想赋予中共，很快使中共重新在农村站住了脚跟，并在 抗战期间空前扩大了势力，最终赢得了中国。
然而，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年代里，毛泽东遇到了不少麻烦。显然，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在把 国家引向现代化的问题上，他缺少办法。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又发动了一场文化上的“大革命”，这不仅仅是用来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事 实上也是其理想一次全面的实验。他并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当权派”们的政策会导致经济发展，但他担心的是随着革命精神的丧失，官僚主义会越来越膨胀，而社 会终将会倒退到革命以前。
一九五六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只代表了毛泽东个人的设计，甚至除他之外的其他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赞赏。但这确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农民战争必然要造就一位农民领袖，而我们能指望这样一位领袖能够主动放弃权利或者带领中国成功地进行现代化吗？
毛泽东带着深重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事业，为出身于一个绅士家庭的邓小平所继承，中国终于走上了本该在二十多年前就应走的路。
一、孩儿立志出乡关——韶山冲里的倔强少年
揭 开神秘的面纱，毛泽东成长的轨迹和逻辑历历可寻。我们必须注意他的性格和学识，这是他日后命运的真正起点。时事造英雄，个人不可能超越历史。尽管从谭嗣同 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到秋瑾的“不惜千金买宝刀”，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上演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它仍为毛泽东那代人包留着最后一次精英救国的机 会：还将有一批从各地脱颖而出的以救国位己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从外国学来的主义，还有一个以救国为己任的全国性的组织，还将有一场战争。而毛泽东的经 历正好于此线索相和。正是有如此的历史之必然，所以当时英才辈出。而何以毛泽东脱颖而出耶？
如果让我们更确切地说出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独领风骚的秘密，那应该不是由于他比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更多一些些现代的东西，而是比他们更多些中国古典的东西包括杂学，因为这对于领导一场中国人的战争是必要的。而这又是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造就的。
毛泽东来自一个真正的农民之家，他的家世仅比洪秀全和孙中山的略好而比不上曾国藩的。但作为家中的第一代读书人，他更象洪秀全和孙中山。他的童年和少年比 任何一个我们叙述的任务都要压抑，这原因来自他有一个严厉而暴戾的父亲。但由于这样一个父亲，他也由此产生了极强的自尊心和敢于反抗的性格。而当这一且又 和他读书人的背景结合在一起时，他就成了一个狂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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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岳麓山下的有志青年
长 沙时代的毛泽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生，而更象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他所学习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定国安邦之略。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 终于认清在一切可以超越他人的要素中是意志，并且为此而苦苦地磨练自己。长沙是毛泽东走向人生辉煌的真正起点，但与几十年前他的邻乡曾国藩不同，在第一师 范里校长要开除他，而他却赢得了部分老师和绝大多数同学们的欣赏，为此他有机会向下一个目标前进。时代不同了，时代还在需要叛逆，而毛泽东走的是一条成为 杰出叛逆的道路。
楚国故地长沙，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它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岳麓山下由南宋大儒朱熹创办的岳麓书院无疑是最令湖南人感到骄傲 的。正如书院前赫曦台上的楹联所标榜的“至斯为大，唯楚有材”那样，湖南学界以其特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 材。尤其近代以来，在历次政治风波中，湖南的读书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出身岳麓书院的湘乡人曾国藩和归善人黄兴，前者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而后 者却是推翻满清的革命元勋和第一军事领袖。而来自浏阳的谭嗣同和唐才常，一个是为变法而留血的中国第一人，一个是发动自立军实行反清的国内最早的读书人。 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在中国首次尝试了议会政治并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发动护国战争的邵阳人蔡锷，成功地捍卫了中华民国，使袁世凯的皇帝梦终成泡 影。
时逢乱世，却是读书人大显身手的时机。十七岁的湘潭读书人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长沙。或许，当时他还没有预料到，自己将为湖南读书人的业绩增添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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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汗漫九垓的求索者
毕业后，毛泽东实际选择了职业政治活动家的道路。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他倾注了比别人更多的期望和热情，他积极肯干，都每一件党交给他的工作都尽心尽力，但他也许还找不到头绪，这是因为在莫斯科直接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自己还没有开始自己的思考。
正当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寻找出路的时候，执教于北大不久的杨昌济给他的学生们指明了方向。他写信告诉他心爱的学生们，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正在组织青 年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中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肖家弟兄、蔡和森、李维汉、罗章龙、罗学瓒等人均表赞成。而蔡和森更是立即先行进京，进行接洽。而在一九一八 年秋天，毛泽东等二十五人动身前往北京。在北京，他们为肖子升筹足了旅费，使之先行赴法。其它人则暂留北京、保定，在预备班里学习，计划一年后赴法。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陷入了困境中，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最初，他住在杨昌济家里，与门房大爷挤在一张小床上，后与蔡和森等八人在景山一带租了一间小 房。晚上，八个人挤在一张炕上，连翻身都很困难。最后，还是杨教授帮了他。他被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而成了一名助理馆员。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份工 作，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这足以使他在北京立足。在北京，毛泽东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他负责登记的来馆读报者的名单，简直就是一份北京文化界的 名人录。毛泽东热切地希望同他们交往，但他们并不象他的恩师那样有耐心愿意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湖南土话。多少年以后，毛泽东还回忆说：“他们大多数人都 不把我当人待。”
第一次北京之行，让毛泽东感到失落。他发现在人才跻跻的北大，自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热情，他参加了北 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一些课程。“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象许多学生那样，他热切读了克鲁泡特金充满感情的《互助论》，脑子里 装满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另一个收获是，他再次遇到并爱上了杨教授的女儿杨开慧，他们的爱情在第二年将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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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赣水苍茫闽山碧——踏遍青山的诗人
战争是毛泽东吟咏的对象，或者本来就是一首诗。毛泽东与其是在歌唱它，倒不如说是在感受它给自己带来的快乐。谁也不能在此如此时刻等闲信步，所以谁也不能在这样的时刻创立伟业。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带着中央给他的权威，而成为湖南一省党的武装的统帅，而八年后他又带着这支武装所创造的功业回到中央并成为党的领袖。
不知毛泽东曾注意到没有，他回到湖南的经历颇有点象他曾“独服”过的曾国藩。七十四年前，儒生出身的曾国藩也是靠中央的权威，回家乡组织武装。当然他与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只好相反，一个是镇压起义，而另一个是发动起义。
以进攻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事实上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但我们的热血男儿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将要到来的胜利出，充满了信心。八月八日，毛泽东在 长沙市郊沈家大屋，他同湖南省委集会，被选为起义的最高领导——前敌委员会书记，然后立即起程去组织军队。在途中，他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被民团抓到了， 并被两个团丁押向团部。在当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下，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为此，他他拿出身上的十几块钱去贿赂年纪 较小的团叮但那个年长的团丁坚决不同意放他。离团部仅仅还有二百米了，毛泽东不得不假装腿疼掉了队，然后挣脱了年轻的团丁，奔向田野。他机灵地没有跑远， 而是躲到水塘边的草从里，民团胁迫农民在草丛里搜寻他，有几次毛泽东甚至都能触到他们。最后，夜幕帮助了，民团停止了搜索，他赤着脚连夜翻山越岭，逃脱了 险境地，与自己的部队回合。
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大革命留下来的成果，他们集结在江西西北部的三个小城里，由三部分组成，原武汉政府警卫团被 编为一团，安源的矿工被编为二团，浏阳的农民军被编为三团。原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武汉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毛泽东把这支队伍 称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这个称号和他为起义设计的由斧子、镰刀和五星装饰的军旗，都与中央存在着分歧。警卫团的国民党军官余洒度迫于部下的压 力参加了起义，被任命为师长。后来部队又收编了夏斗寅的残部为第四团，但他们很快就叛变了，余洒度也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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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今日长缨在手——长征路上的英雄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其中所体现出象征意义比其实际内容还要深刻，这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当时周恩来当时及以后如此坚定不移地支持 毛泽东，这是因为做为军委主席的他他的确指挥不了红军，他不是缺乏胆量，而是缺少想象力。在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构成真正威胁的仅仅是几乎与他一样的人物张国 焘，这就好象当年孙中山碰上杨衢云一样。
现实已经让人现实起来。中共中央不久前还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而现在周恩来已经学会了同两广军阀达 成妥协。正是在他们的默契下，红军最初进展顺利。广东军阀陈济棠担心红军会把蒋介石的中央军引向广东，便同红军达成了互不袭击的协议，甚至还提供了通讯器 材和药品。而广西军阀则同意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红军顺利地通过了三道封锁线。
直到十月底，蒋介石才察觉到红军大部队转移的这一 事实，他命令嫡系薛乐、周浑元的部队包抄到红军前面，与湖南军阀何键会合，布下口袋阵，准备聚歼红军于湘江。在两广军阀的配合下，红军本可以迅速通过湘 江，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辎重部队拖住了红军的后腿，红军被国民党四十多万人包围并分割在湘江两岸。在红军的历史上，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危机，林彪的军 团指挥所甚至也第一次遭到攻击。经过一个星期的血战，红军终于脱险，但却损失了一大半的人马——四万五千人。但这一结果同时也带来了有利的一面：在混战中 没有人再愿意背着印刷机渡河了，红军剧团的道具和行头也终于被抛到了河里顺着冰冷的湘江向被流去，与此同时伤亡的大都是那些刚刚入伍的新兵，留下的都是身 经百战的老兵，这一切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都大为提高。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场惨败之后，李德对红军的绝对指挥权夜被抛在了湘江之中，周恩来现在越 来越多地接管了工作，李德、博古的统治即将宣告结束。
毛泽东和其他几个生病的的高级领导人，是躺在担架上走过了漫漫征程的。但他将担架变成 了他向立德博古发起挑战的第一个阵地。他与也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总政治主任王嫁祥从早到晚地谈着，几乎形影不离。毛泽东对李德的批评，使红军总政治主任相信 他是对的。而三十四岁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早在长征之前就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曾严厉批评了博古。现在，毛泽东、洛甫和王嫁祥越 来越多地取得了一致，湘江之战后，他们已经谈及应尽早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王嫁祥对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 台！”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们尤其是王嫁祥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而林彪、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是不用他做工作的，这些人是他坚决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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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俱往矣——创造伟业的风流人物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总退却，只是在数千名幸存者欢呼“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长征才被视为一种胜利。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意义却大为不 同。在长征中他成了英雄，并确立了自己党内至高无尚的政治地位。从此以后，他可以主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其革命战略了，他不仅果真缚住了苍龙，而且又一次 创造了统一伟业——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能做的最伟大的功业。
陕北是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周恩来曾对斯诺说，陕北是复兴中国革命最 不利的地方。但正是在这里，共产党却意外地获得了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实力。是日本人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这一点是毛泽东都承认的。日本疯狂地加紧对华侵 略，所造成的空前民族危机，激发了一个年轻的第二代军阀的热情，他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迫使蒋介石承诺停止对中共的军事围剿，并促成了国共双方已在开始协 商的合作。国民党有理由相信改编共产党的军队不仅不是与中共的合作而且还是一次胜利，但实际上只有共产党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而且程度之 大，是双方都始料未及的。运气开始光顾这些大难不死的人们。
苏联人为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让打了自己十年的国民党收编，对于共产党而言简直无异于天方夜谭。当年，陈毅把这个消息告诉在山上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员们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
两种有利的必然条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一是国际上日苏之间的制衡因素，一是国内的蒋介石和地方军阀之间的制衡因素。这两着都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这时对 中国共产党的存亡起到了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正好赶上了这两个条件，国际局势的紧张，迫使苏联改变对华政策，谋取同国民党的和解。第二，他们面对的 是一个年轻的爱国的缺少政治经验的军阀儿子张学良。
而共产党如果想利用上这些条件，他只要做到，不在进行土地革命，并且退却在一个受军阀控制的地区，而毛泽东的一方面军正好做到这些。
事情上，做到这样也需要运气。一方面军成功地顶住了国民党四次“围剿”，但他们必须面对国民党第五次倾其全力的打击，但好处是迫使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定地向 北方撤退。张国焘回忆说，当他与一方面回师后，毛泽东曾经描述国民党飞机大炮如何如何“厉害”，而他也。四方面军退到西部，使自己避免了蒋介石的打击并扩 展了势力。而当与一方面军回合时，现在又轮到他们顾及自己的地盘了。他们挡在一方面军的前面，因而不得不遭受蒋介石的重点打击，为一方面军在陕北赢得了喘 息之机。当他们不得不再向北撤退时候，陕已没有容纳他们的空间，而不论毛泽东还是张国焘都愿意看到这支还依然强大的力量自找出路。东边，一方面军已经碰了 钉子，于是他们向西部进军时候。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越过了汉族和与少数民族区域的临界点，所以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阀，而是带有强烈地 方主义倾向骠捍的回族骑兵，自然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按照张国焘的话说，一方面军被打得只剩下了一幅骨头架子，而四方面军则被打断了脊梁。
“少 帅”张学良是少有的一个子继父业的年轻军阀，他有爱国热情却缺乏像老奸巨滑的阎锡山那样的精明。他喜欢新派人物，但他重用的郭松龄却以倒戈来对付他的父亲 张作霖。他没有同日本人合作以保住东北的地盘，却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在东北移帜，紧接着他没有对他有利的军阀纷争割据的局面，而是在反蒋战线的背后捅了 一刀，使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后来，他又听从蒋介石的话，把从父亲手里接过没几年的东北交给了日本人，成了一个没有地盘的军阀。可见“少帅”充满 理想与“幼稚”的惊人之举已屡见不鲜，那么他用自己的血性和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涯换来民族团结就不是什么咄咄怪事了。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带 给中共的一份礼物，但它的发生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同中共早有接触，并与杨虎城一道与中共达成了停战，形成了所谓“西北大联合”的局面。 正当中共喜出望外地商量如何将蒋介石交人民“公审”之时，他们接到了莫斯科让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电报，苏联人提示说这是日本人的阴谋。毛泽东把这个电报撕 得粉碎，但他还是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显然这时他认为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达成国共合作，至少给共产党以喘息的机会。
张学良用自己的血性把手中的实力加以戏剧化地运用，尽管一开始他也许没有想得太多。最后在共产党的斡旋下，宋美龄口头许诺张学良的条件。与此同时，红军占领了延安，在此后的上年中，它成为继瑞金之后的又一革命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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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亿神州尽舜尧——超迈古今的预言家
从 农业合作化以后，毛泽东与党内的的大多数领导分歧越来越多，许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现象现在都已现出端倪。他对社会改造的幻想，对领导人民进行“只反 谈官，不反皇帝”的热衷，他饶过官僚机构进行社会变革的实验在“文革”以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了。但他以从《张鲁传》里得到的灵感去指导现代化，注定他也 只能成为一个预言家，尽管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一个预言家。
到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已经把七亿多亩土地分给了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但是，毛 泽东和共产党上层领导人很清楚，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个体小农并不是前进的生产方式，也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必然会回到过去的局 面：土地逐渐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过去的剥削制度必然死灰复燃。农村必须加以新的改造，既然是中共当政，自然有理由选择社会主义。然而，对于中国农村，社 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社会主义革命降临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绝对不会遇到象中国这样的问题，革命肯定不是这样“革”法，因为在她们那里中世纪 的农村和农民阶级早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农村是与城市生活发生一样文明的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事实上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农民问题，而中国不得不要 靠社会主义改造来解决。
但跳跃了一个生产力的时代，我们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只能意味着仅仅是调整生产关系，比如合作化、集体化，而无法 真正提高生产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几乎都没有改变，人口素质和生活方式、聚落形态都没有改观，庞大的农业人口也没有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都没有减少，农民 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到底有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合作化过程中我们常常听到是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工具的事情。
最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好 处仅仅限于对集体劳动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假设上，事实上这一假设事实证明恰恰是错的，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的十几个农民甘冒杀头的危险将土地包产到户。这绝不 是一种方向。事实上，只有在城乡的经济联系和互动中，农村不断进行商品性生产、提高集约化生产程度，通过发展农村自己的工业、商业并逐渐使自身城市化，减 少农业的绝对和相对人口，最终消灭自身才识唯一的出路。将旧式农民集体化，只能冻结了农村发展的活力，凝固了农村旧有的生产方式，事实上中世纪的农民不存 在，农民问题才能最终解决，而不是把旧式农民组织起来的集体化。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同中央其它领导人产生了重大分歧。事实上，从此之后他与党的分歧越来越大，党已经跟不上他的步伐了，今后的历史越来越带有他个人的色彩。
一九五五年三月，国务院下令停止进一步发展合作社，五月中央会议上决定重新开始合作化运动，但强调步子要放慢一点。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两个月后他一人推 翻了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一致意见。七月底，毛泽东在一次由全国各盛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很容易让人想 起二十八年前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讲话一开头，他便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他批评许多党员“却象一个小脚 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正如陈毅所说，毛泽东的讲话“解决了过去三年来的争端”（陈毅在1955年11月的讲 话。）但毛泽东是怎样“解决”争端的呢？他饶过了中央，而直接向全党发出了号召。现在，他发现自己在中央常常处在一个被孤立的位置上，但他仍象过去那样认 为自己是对的。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开始向下边寻找力量。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这也成了他发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惯用做法。
农民们尤其是刚刚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们对农业合作化积极响应，使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超出了毛泽东最乐观的估计，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在生产 效率上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重大发展，从一九五六年到七十年代末农民的收入也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但农村合作化没有造成苏联那样牺牲一千万民的惨剧，而且农村 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切使毛泽东有理由相信自己没有失败，至少同中央打了一个平手。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有其接近真理的一面，作 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让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上呢？周恩来、刘少奇的务实也不过仅仅停留在更多地维持农村的现状上，不能提 出农村的发展的真正方向。
但在一九五七年，农民对合作化的严重不满的情绪过多地暴露出来，这得在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普遍放松 了对合作化的严格规定和统治。从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有理由相信党的机构已经变得因循守旧和官僚主义化，成为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后来在一九五的 南宁会议上，他激烈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泄了六亿人民气”的反冒进。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中央继续受到冷落，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 二十大上发表了强烈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极大地震撼了他，过去的“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全人类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导师”、“当代最伟大的天 才”、为何一夜之间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对此的解释是很困难的。而且更糟的是，斯大林培养“个人崇拜”和“将自己凌驾于党之上”，难免使人产生一些异样 的联想，毛泽东难道不是中国的斯大林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大为不满，抱怨地说：“事先没有与兄弟党进行磋商”。
直到一个月后，中国共 产党人才理清了一些头绪。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算是对发生在苏联的变故的正式解释，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的文章承认斯大林“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同时仍肯定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没有想到，当他去 世后，后人也正是用这样的词句来评价他。
毛泽东不是弱者，他对一切挑战的第一反应是坚决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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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天安门城楼上的导师
“文化大革命”被用来指称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段特殊的阶段。
尽管我们有必要探究这段历史的，政权交接的问题。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最大限度地掌握着中国社会及其每个人的命运，他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他的思想以及中国的现实激烈碰撞着，这有助 于我们认清毛泽东的思想实质和中国社会的根底。文化大革命虽然使经济陷于停顿，但毕竟没有再一次酿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惨剧，在武斗中和一些冤假错案中死了一 些人，处境本就很糟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又多遭了罪，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真正受到最大危害的是共产党中层以上的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场中共 内部的一场斗争，人民只临时演员。
对于“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们要从三个层面认识。一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动机，二是他在理论上的 宣传，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三者并不吻合，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一和第三个层面，从毛泽东真实的意图与参与者的实际行经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社会到底停留在什么时代。用“左倾”来解释毛泽东的错误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正象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以反对 “修正主义”为借口一样。其实我们只要放开眼光，简单地看一下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发现，它们不会因为某个执政党的某个领袖的“左倾”就会给全民族带来一 场灾难。
西方学者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多谓毛泽东属于“个人魅力”型的领导者，但这种魅力是来自他的功业，而这种功业是其他任何国家和社会所无由产生的。照这样的说法，中国专制时代的开国之君还是属于传统型的统治者。
以粗暴的手段打击党内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以及他所一意孤行推行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的彻底失败，使毛泽东威信大打折扣，为此他退出了党的日常工作和活动。但从其 以后的经历看，这显然是他所不情愿的。尽管大家还是不遗余力地维护他的威信并把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推到了广大基层领导者的身上，但毛泽东还是发现他们明显地 地对他敬而远之。刘少奇和邓小平可以认真专注地听完他的讲话，甚至还可以为他讲话鼓掌，但就是坚决不去执行。对此，忍无可忍的毛泽东后来指责说，他们把我 当成了“老祖宗”来对待，什么事都不来找我。后来邓小平把“不及时向毛主席汇报”当作了自己的主要错误。
一九六二年，经过“务实派”们的努力，经济状况得到恢复。大家的脸上似乎又恢复了自信，毛泽东也立即从尴尬的隐退生活中走了出来，并开始了一连串的出击。
毛泽东明智地很少再去触及曾令自己威信扫地的经济问题，而选择了了“文化”和“政治思想”作为突破口。
一九六二年年初，在一次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次被共产党肯定的大会上，毛泽东和大家都做了自我批评。但和显然，他们 都忽视了毛泽东的话，也并并不清楚此十此刻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事实上，他的论调与刘少奇等人并不一致，他批判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许人家说话”，并大谈 阶级斗争。他警告说：“已经被推翻的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还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不会 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显然，在他内心深处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政策是多么地厌恶。毛泽东不仅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且别人反对 他就是不讲民主。林彪在会上的论调与众不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少奇先后主持了政治局成为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主张“要退 够”，超过现实可能的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但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没想到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厉声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脚了？为什么不顶 住？”刘少奇也动情地与毛泽东争论，“饿死了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 以后怎么办？”但刘少奇许诺，三面红旗不动，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才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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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你办事，我放心——红墙里的孤家寡人
发 生在这一阶段的事情，几乎让我们摸不到头脑。尽管毛泽东的病情非常严重并且时常神智恍惚，对于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实际上他仍然牢牢地控制 着权力，他说出任何的话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包括临终前让政治局接受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在他的生命最后一些日子里，他的思想似乎陷入了混乱，尽管他 只相信自己身边的少数的“亲人”和一些年轻的照顾他的少女和少妇们。同时他还让让曾被他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掌权。尽管江青与他的关系被人描述得很不堪，但 毛泽东始终是信任有加。也许他很厌烦江青的在政治上的幼稚，但他相信他会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还有奇怪的是毛泽东以其绝顶的睿智和对历史的熟谙，为什么没 有想到江青的所有权力只不过是水中之花镜中之月。他为什么忘记了第一个布衣皇帝刘邦死后，对他忠实梗概的陈平，对他的皇后却没有任何吕毛泽东的护士张玉凤 回忆说，自林彪事件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神采奕奕，而是头发花白，明显地衰老了。”从这年春天开始，他每年开春和如冬都要生玻一九七二年 的春天，毛泽东又大病一场并休克过去。周恩来闻讯急忙赶来，因高度紧张，竟许久下不了车。他动情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毛主席。” 遵义会议时他就是担怒担子，现在他还是担不了。中共中央鉴于毛泽东的病情，决定由位四位高级领导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他们是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 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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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一稿（共8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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