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接连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二次十万人以上规模的主力会战.分别是1932一二八淞沪会战和1933长城会战,把日本人的侵略势头阻挡在上海和华北长城一线.
其中在长城会战中,国民政府使用了近二十五万各派系部队和日军关东军十万主力激战三个多月.虽然造成日军八千人左右的伤亡,但是最终仍然不敌日军强劲的进攻势头,丢失了华北长城一线大部分关隘.
当时八万机械化日军长驱直入,在华北的唐山，通州,密云一线被退守的国军拼死阻挡住.日军进攻无法得手,在这里和国军十多万主力对峙.双方进入僵持阶段,国军无力击退逼近这一线的日军.日军由于兵力疲乏,短时间内也无力全线攻占平津的河北一线.
武力无法解决,双方只好坐下来谈判了.
塘沽协定前的华北形式
可以说,日军大军打到唐山,通州,密云一线后,就让中国方面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虽然此时日军并无多大把握攻陷平津二市,从而占领河北省.但日军毕竟是处于攻势地位,即使不作进攻的部属,也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日军精锐关东军四个师团,连续作战三个多月,虽然官兵十分疲惫,但日本有着现代化又完善的后勤支援和兵源补充体系.日本的战斗力在长期激战中,并没有明显的减弱.
也许有些年纪轻的朋友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其实日本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保持军队战斗力的不减,这本身就是日本陆军 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最好体现.
现代战争除了小规模的接触战,大中规模以上的战役基本就是在拼各国的后勤和补充能力.
谁能够在长期作战中保持稳定的战斗力且可以随时补充消耗,那么,谁必然是最后的赢家.苏德战争就是最好的点评,苏联初期损失了二百万南方主力部队,但是最终仍然击败了外强中干的纳粹德国.
以上都是中日双方军力的差距最好体现.
日军就师团一级来说,有着完备的后勤补给机制.2万多人的一个甲种师团,就有载重汽车260多辆,军马7600多匹,陆上运输能力极强.
除了陆地运输以外,日军还有着强大海运能力.通过<辛丑条约>得到的秦皇岛等这些港口的控制权.使得日本可以把大量的兵源和补给品运送 到滦东一带的战斗前线.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没有海军,对日本水上舰队基本没有阻挡的能力,日本水上运输能力甚至比陆路还要厉害.
除了日本本身的运输能力超强以外,张学良的胡乱指挥也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日本人.
日军当时攻占热河省的步伐非常迅速,热河军和东北军在张学良的英明领导下一触即溃.热河省的主要公路和桥梁完全没有被破坏.
日军利用热河省完整的公路运输线,把锦州方向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送到长城一线.
当时国民政府曾经建议过张学良,应该在主力不敌撤退到长城一线的时候,留下相当数量的后方部队潜伏热河省后方,用来攻打热河省内的日军运输部队和后卫部队.
张学良也曾经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但是热河军和东北军初期就全线溃败,各部争相逃命到长城防线.当官的找不到兵,当兵的也找不到官,根本没有人会冒险留在后方打游击.
日军运输部队除了要提防热河的少数土匪以外,根本就像在国内旅行一样,路上运输情况良好.
日军后勤没有问题,兵源补充也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兵源,日本当时实行的是征兵制度，凡年满１７岁至４０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除了日本一线数十万现役部队以外,日本还有富有兵役经验的老兵 160万人,还有适龄但是无兵役经验兵源158万人,还有超龄兵源91万人左右,可以使用的总兵力打到440万人.二战后期,由于准备本土决战,日本甚至 编组了共1000万的男性预备部队.
此时日本不用大规模动员,就可以立即使用的士兵总数约现役士兵加上二线部队共102万人.
相比起来中国方面则要差的多.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体系,虽然国民政府和民间爱国分子竭尽全力.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品也是不能满足前线的实战需要.
由于汽车和马匹奇缺,很多时候前线补给主要靠华北农民用耕牛或者肩扛送到前线.
当时日军打到密云一线,虽然大部分日本士兵也已经非常疲惫,但并非没有强劲的进攻能力.
相反,此时的国军兵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当时中央军一共不过40多万人,其中有11个师(中央军1个师一般1万人左右)集中到长城一线和日军作战,还有12个师在江西前线进行第四次围剿.
剩下二三十个师要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面积内,用作威慑十多个随时可能叛乱的地方军阀,各地的土匪,宗教和民团武装等等.
中央军可以使用的部队屈指可数,中央政府处于无兵可调的可怕境地.
到了后期,由于一线部队连日作战顶不住日军的锐利进攻.蒋公紧急把保卫首都南京的中央军最精锐的全德械87师和88师全部调到华北前线.
这些部队都是德国顾问帮助中国建立的所谓样板部队,是用作建立中国新式德国化陆军的试验部队.
简单来说,这二个师是教导师,就像现在的歼十的试飞员一样.他们是用全部德国进口的装备,作研究试验和作为样板编组的新的部队,根本不是用来作战的.
蒋公连把这二支部队都调到华北前线,可见兵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估计有些年轻人会问,那为什么不把剿共前线的12个师调到华北.
当时对于政府来说,日本和中共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推翻政府的敌对势力.
区别在于日本当时很强,短期内不能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而中共处于中华民国的腹地而实力相对较弱,可以短期内肃清.
当时中国各地军阀虽然对抗中央,至少还承认中华民国这个称号,表面上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
但是,中共已经在江西成立了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国中之国.这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对于这种公然反政府的叛乱,我想世界历史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政府都会全力将其击破.尤其它是在江西湖南湖北这样的中国要害身份,一个不小心,就打到南京去了.
况且当时由于日本入侵华北,长城会战刚一开始,中央已经被迫停止了第四次围剿,对红军采取攻势防御的态势.
但是国军无法抽调兵力北上,除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本身存在的连续性以外.中共的游击战精华就有所谓:敌退我追 一说,一旦国军后撤,红军一定会尾随追击,同时攻打江西国军据点,向外扩张.
当时除了中央军以外,中国各地军阀方面照例一边高谈抗日一边坐视不理,不出一兵一卒.
当时只有和日本入侵华北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几个华北军阀,比如山西的阎锡山,河北和察哈尔宋哲元,还有就是还留在华北东北军张学良部这三个军阀派出大约十五万人参战.
其中宋哲元把察哈尔的三万部队几乎全部调到河北,察哈尔只留下千把人的保安部队,完全是唱空城计.
阎锡山也把商震和傅作义几个精锐军都用上了,也算拼了本钱.
张学良更不用说了,在部下几个军长的领导下,东北军能够作战的部队,都和日军激战在滦东地区.
除此以外,军阀的援军就是全无,除了还有点良心的杨虎城在战役最后派来一个杂牌师,其他军阀部队就完全没有了!
和河北近在咫尺的山华北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十万山东军仍然在自己的地盘观望!
当时西南一些地方军阀,比如广西白崇禧,广东陈济棠,四川刘湘等军阀看到中央军和日军激战伤亡惨重以后,甚至颇为高兴.
因为中央主力受损,就无法继续进行统一全国的消藩运动,也就不会危及他们土皇帝的地位了.
简单来说,国军的兵力已经达到极限.
25万人已经是现阶段可以调用的全部主力,再也调不出更多的部队了.
总之,塘沽协议签订之前的态势是.日军直逼平津,战斗力大大优于防守的中国军队.
但是日军并没有成功攻占平津的把握,而且现在也不是全面占领好时机,加上在华北有大量利益的英美列强的严厉制止,日军愿意占了便宜以后撤军.
作为中国方面来说,依靠现在的二十万乱七八糟的军队,能不能在平津抵抗住现代化的8万日军的进攻难度很大.至于要把已经跃过长城一百里的日军主力赶回去----更是有心无力.
当时北平城已经可以听到大炮的响声,老百姓人心动摇,纷纷南下逃命.连华北高级军官也考虑退守河北保定继续抗日.
既然无力击退日军,而长期抗战又完全没有条件,只有谈判一条路了.
塘沽协定的签订
当年李鸿章接受大清皇上命令签订了<马关条约>后,被大清帝国的民众骂的体无完肤,恨不得食肉寝皮.
但其实李鸿章只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大臣而已,没有大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他又有什么胆子和资格签订这个条约.
一句话,他是为皇帝背了黑锅.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只敢骂古人骂小喽啰而不敢骂当今的皇帝等实权者.
皇帝当时为了平所谓民愤,还把李鸿章解职,这又何苦来哉!
实际上李鸿章七十七岁快死的时候,还被慈禧太后紧急派到北京去和八国联军协调撤军问题.据说李鸿章死前,俄国公使还在病床前对李鸿章大喊大叫.
一个人是救不了国家!
那么中日战事至此,这个现代李鸿章由谁来作?
因为当时全国爱国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各大员都不敢出头.
当年签订一二八上海停战协定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就还被爱国青年打伤,稍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还被爱国青年刺杀.这几年内,被学生工人打伤的外交官员也够多的了.
蒋介石只得让他的义兄弟黄郛来担任.
黄郛此人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也是国民党的大老和重臣.他参加民国初年过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还一度代理总统的职位.
但是在北伐期间,日军在山东搞了济南惨案.他们试图通过军事事件消灭北伐军,从而阻止中国的统一步伐.那时候担任外交部长的黄郛和日军达成协议,从济南撤军.
此举保证了北伐的顺利成功,但是黄郛被各方面攻击为卖国贼和现代秦桧.他背了黑锅,被骂得全家人不敢上街.黄被迫辞职,回到老家学佛隐居了五年.
到了1934年,黄郛已经54岁了而且身体很不好,颇多疾病(实际上2年后的1936年黄郛就去世了).
衣食无缺的黄郛,本没有必要再去趟这滩混水.但黄郛还是经不住义兄蒋介石的请求,最终同意和日本人谈判.
这个有着丰富对日交涉经验的老牌外交官硬着头皮赶到北平,和如狼似虎的日军代表进行协调.
黄郛刚乘坐火车就遇到了开门红.一个”爱国组织”宣布谁和日军谈判就是卖国贼.他们朝黄郛所在火车投掷了一颗烈性炸弹.还好黄郛早有准备,只炸死了黄郛的卫兵和老百姓.
黄郛赶到北平以后,组织了一个和日本交涉的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担任委员长.
之后就是激烈的谈判.
双方为了获得自己的优势地位,采用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外交谈判艺术.
期间甚至和上甘岭一样---双方为了取得谈判的优势,还有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军事行动.
当时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让黄郛坚守的底线是:
1.谈判限于军事,不可涉及任何政治
2.绝不可放弃长城以北,现由日军占领的的任何领土主权
3.不承认伪满洲国
当时日本负责谈判协定的,真是后来大名鼎鼎中国通岗村宁次.
岗村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之前就知道现在日军继续进军华北没有太大的把握,还是见好就收.
此时正好日本政府对于军方的激进政策有一定的疑惑,加上国际英美等列强的强力调停.
日本瑞芳面基本同意这些条款.
此前黄郛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宣布满洲国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点岗村倒是当场拒绝了.
塘沽协议最终签订,具体内容为
1.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举动。 (成立了一个所谓非军事区)
2.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得随时以飞机或其他方法进行监视。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本军确认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超过上述之中国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且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之线。(日本主动撤军会长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由中方警察机关负责维持。
上述警察机关不得利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这个条约对日本方面来说,有着较大的意义.
首先,他通过长城会战确保了占领满洲国的安全.
中国军队不能靠近长城一线的几十里的非军事区,也就无法有效的对热河省进行进攻.
通过非军事区,建立了一个军事缓冲地带.
其次,保证了日本对华北战略上的进攻势头
日军通过塘沽协定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得在华北唯一的适合防御地带--长城一线 驻军,华北也就是再无险可受,这就等于打开了华北的门户.
日本在华北保持战略进攻的势头,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很快开进,进入河北地区.
它只要沿着平原地带快速突进并且发挥火力的优势,中国守军是很难抵挡的.
最后,日本方面通过这个协定,迫使中国军队不得在华北长城以南一百里内驻军,也是从意志上严重打击了中国的爱国意志和抵抗热情,宣扬日军的强大威力,对中国人从精神上进行打击.这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对中国方面来说,这个条约虽然造成日本势力渗透进华北.
但是当时日军实际上已经占据了这些地区.
当时如果日本十万大军长期在河北北部驻扎,就是赖着不走,国民政府又有什么好的办法?
答案是,完全没有办法!
事实上,当时如果没有列强的严厉调停,尤其是英美二国的介入(其中英军甚至从香港抽调地面部队从秦皇岛登陆威慑日军).
日本其实完全可以不撤军,而把部队长期驻守在长城以南的华北一线.中国军队当时的战力,也是无法击退日军的.
塘沽协定下,中国虽然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实际上只是丢失了热河省和长城的各关隘的驻军权,并未完全丢失华北的主权.
唯一丢失的是热河省的主权,但是热河省早就被张学良丢了,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你不承认不代表这个事实不存在.
中国方面能作的只是拒绝公开承认罢了.
老萨并非一味为国府说好话,其实<塘沽协定>虽然是一个战败的凄惨条约.但是并没有像<辛丑条约>那样割让华北的土地,让出外国军队的驻军权,也没有承认满洲国.
这就当时危急情况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的了.
至少日本没有提出向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苏加盟条约>一样的如中东铁路共享权,苏联在新疆和东北的优厚特权,中苏联合矿产公司特权等经济政治特权,把这些地区变为他国的势力范围,也没有明确通过条约割让比如外蒙一样的土地
虽然丢失了到长城一百里的驻军权,但是毕竟得到了一段宝贵的和平时间.
当时国府需要的就是时间,因为此时已经准备开始第五次围剿,彻底消灭中共割据势力.同时中央开始打垮割据地方的十多个军阀,从而控制了中国大部分重要省份.
国民政府从1933年到1937年的5年内,利用列强的支持,进行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建立了一个大国的底子.
如果没有这宝贵的五年,以1931年时候的分裂露活的中国对抗日本.那么中日战争的结果估计就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塘沽以后的日本华北战略
日本的华北战略很简单,用四个字就可以点评:蚕食华北.
１０月２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帝国政策》，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
１１月３０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
相比地源广大但人口稀少,资源也没有什么开发的东北四省而言,华北对于日本更为重要.
华北当时包括察哈尔,绥远(这二省构成的内蒙古的主要部分),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总面积超过100 万平方公里，约为日本土地面积的3倍；人口约7620万，约占全国的1/6，也超过当时日本全国人口（约7000万）。该地区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当时的 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超过50％，煤占45％，盐占20％，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占1/6，另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天然良 港。
1933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和西方列强合作,大量扩充军备和进行实质统一全国的举动.
当时的美国,英国,法国甚至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出于各自的军事经济目的,开始和中国合作.
日本方面深感恐惧和愤怒.
他们和了解统一的中国对他们的威胁.
日本人蛮横的认为现在分裂的中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列强染指它就是在挑战日本.
当时的日本外交官员天羽英二随即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宣布中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具体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 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 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 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天羽申明的本质在于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禁止其他列强的进入,这就等于把中国当作了保护国.
但是此时的日本政府还不敢太嚣张.当英国和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对该申明解释的时候,日本随即退缩了.
此时日本已经赶到蚕食华北并不容易.
中央政府的机构,党部,特务组织,各种抗日爱国组织在华北的势力都很强.尤其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通过分化和暗杀等手段,收买和处死了不少试图投靠日本的汉奸,比如北洋余孽张敬尧大帅.
日本准备在华北扶持汉奸--建立伪政权的行为一再失败.
日本人认为如果要蚕食华北,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势力从华北清理出去.日本人更愿意和有奶就是娘的中国军阀打交道.
政府决定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手段,让华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等军阀获得实际上的本省控制权,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1.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2.华北经济圈独立(日本政府的借口是: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
3.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借口是防止赤化)。
至于中央控制较弱的察哈尔和绥远二省,日本则希望采取建立伪蒙古国来控制.
秦土协定
日本通过在察哈尔的一系列小规模军事事件, 由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签订.最终签订了秦土协定.
内容为:
1.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该地区由中国警察部队驻守,避免冲突.
2.解散该地区排日机构。
3.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事件负责人。
4.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5.制止山东大量移民进入察哈尔省,保证蒙古族人在察哈尔省的权力,反对政府对其压迫.
通过这个协定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日本获得察哈尔省北部的相当的控制权,帮助日本下属伪军在察哈尔北部站住脚,减弱了宋哲元对察哈尔东北部的控制力,为伪内蒙古国的建立进行准备
日本通过秦土协定得到了察哈尔的一些特权,得到了实惠.
之后,日本又染指绥远,试图把绥远和察哈尔北部联合起来,建立伪蒙古国.
但是这次日本过于穷凶极恶了,他们错误的使用了单纯的军事手段,想一口将绥远省吃下.
国府毫不示弱,他们针锋相对在绥远和日伪开战.
中央军和晋绥军并肩作战,获得了百灵庙大捷.
他们将伪蒙古军队和伪军大汉义军入侵的一万多人大部分全歼,还砍死了二十多个日本军事顾问,导致日军内蒙古国计划在1937年前的完全失败.
要命的何梅协定
当时华北的局势,山东和山西都是由狡猾多智的老军阀阎锡山和韩复榘控制.这二个军阀戎马一生,有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比较难对付.
山西为阎锡山经营多年,该省军政经济都已经自成一家,连铁路都是窄轨,日本很难涉足进去.
至于山东韩复榘除了有十万山东军的强大部队以外,此人为人强硬,曾经用炮兵包围过济南的日本领事馆,总之不太好惹.
所以日本除了在察哈尔的渗透以外,日本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华北最北方的河北省.
通过一系列的阴谋和公然的武装兵变,日本又迫使中国方面在1935年签订了<何梅协定>.
当时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在中国方面的支持下进入滦东所谓的“非武装区”,打击当地汉奸武装.日本以违反塘沽协定,对国民政府进行抗议.
与此同时,当时亲日派分子 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日本认为是国民党特工所为!
日本发表申明说到:此河北事变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日军开始进行军事准备,驻津日军连日在天津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胁迫中方满足要求。
日军主力还在山海关一线集结.
日方要求的内容是：为了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日本军认为蒋介石必须放弃对日的两面政策，最小限度必须将执行该政策的机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 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从华北撤退，并希望将其实力后盾--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一律撤退，还必须罢免与这次 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等，以及不顾停战协定的精神、与以上各机关通谋策划、与日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
总之,日本的目的就是把中央政府的势力撤出河北省.
日本要求
1.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中央政府官员撤出)
2.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3.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4.在；(中央的特务组织撤出)
5.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中央党部撤出)
6.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中央政府军队撤出)
7.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8.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何梅协定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央军和中央政府机构从河北省撤出,有地方军阀宋哲元的西北军接手.
因为日本方面认为中央政府在河北的存在,非常不利于其对河北的渗透.他们更愿意和宋哲元之内的军阀打交道.
但是日本人显然失算了!在何梅协定以后,中央军从北平撤走,此时西北军还没有换防到北平.日本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等人的数千伪军进攻北平,被宋哲元急调察哈尔的37师强行军120公里后剿灭.
日本人又是鸡飞蛋打.他们从1931年开始就始终错误的低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把中国人的权力欲望过于放大了.在日本人认为,中国人都是官迷!
但是,何梅协定迫使中央的势力退出河北省,便于日本加强对华北的分离工作.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在河北的各种事件多如牛毛,其中在 1936年后几个月内就有 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7月9日大沽口冲突,7月22日天津金刚桥事件,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10月南苑冲突.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华北重要省份河北省.
当时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西北军阀,原本一直没有地盘,又被中央政府排挤.现在给予他河北和察哈尔的地盘加上一些日本援助,宋哲元一定会乐于把华北搞独立.
从何梅协定以后,随着中央军的撤出华北.宋哲元以西北军的37师控制北平,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赵登禹132师调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间一带，由刘汝明143师留驻察哈尔,自此宋哲元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於到手了。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对待宋哲元的进军并没有阻挡,他们认为宋哲元是第二个溥仪.
日本从宋哲元到河北上任开始,就派出大量汉奸对其进行游说,希望其宣布河北独立.
蒋介石和汪精卫方面,也同样派人劝说宋哲元要爱国,抗日.蒋介石还语重心长的对宋哲元部将说: 当前抗日的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国民政府处于表示对宋哲元的信任,还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实话实说,宋哲元虽然有过很多抗日壮举,但是不代表他不是军阀.
军阀本质让其首先考虑的是自保.
1935年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元流通，各地收上来的银元运交上海国库。币制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统一中国的重大举措，金融权力 集中于中央以后，地方分裂势力就无力兴风作浪。南京政府的金融举措让日本军方暴跳如雷。日本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银 元南运，并警告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 实力实现自己目的。”同时日军关东军也向关内运动，日本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也不愿失去财政自主权，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银元 南运，河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随即响应，使南京政府控制华北金融的计划泡汤。
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在长城一线驻防强大兵力
日本经过一年的收买,见软手段对付不了宋哲元,开始改用硬手段.
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汉奸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 扶植汉好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 张。
宋哲元面临如此危局,也是十分为难和紧张.由于无法进入冀东清剿殷汝耕,国民政府只得宣布逮捕殷汝耕.
日本方面土肥原此时又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日本方面要求宋仿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
看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1935年11月11日向宋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
宋哲元又一次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赢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与民.
宋哲元这通电等于变相的自治宣言，全国人民大为震惊,一致讨伐.
好在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阀发生了矛盾,下令日本华北自治计划暂停,宋哲元才躲过此劫.
虽然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日本终究会继续分裂活动的.
宋哲元再和蒋介石商议以后,在1936年1约前后,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来应付日本人.
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由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组成. 宋哲元为委员长，另有包括万福麟、王揖唐、王克敏、秦德纯、张自忠、石友三等在内的16名委员.其中，王揖唐、王克敏等老官僚为日方推荐。
这个委员会就本质上来说,只是糊弄日本人的东西.实际上,委员会大权完全在宋哲元西北军一派手中,汉奸和北洋余孽只有象征性的权力,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日本人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很快发现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假.
日本人认为无法用政治外交手段让宋哲元屈服,决定在
但是这些中国当时民众不能了解.在中共的煽动和组织下,1935年12月9日,河北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个一二九运动,造成华北经济政治生活几乎全部停顿,也推迟了国府的既定华北政策.
需要说明是,当时野蛮的西北军阀部队也只是命令军警带着没有子弹的空枪吓唬学生.后来最多也是用木枪,水龙和大刀的刀背驱赶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只有受伤,没有死亡.
但是,就是这样,政府的镇压行为也被中共一派和地方军阀严厉控诉.
老萨回想某年某月,颇有心酸和感慨.
民主,只是一个虚弱的幻觉罢了.对于中国人,直到今天也是.
虽然连续协定了三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在这些条约争取的4年时间内,国府利用红军长征完成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全面控制,还打败了诸如中共,广西和广东军阀的武装叛乱.
在德国和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新式陆军的基础和新式空军的雏形,整体的持久抗战体系也已经形成.
完成的金融体系和币制的改革.
甚至初步争取到了抗战的军援(苏联).
就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来说,从当年每个士兵一把破步枪20发子弹一把大刀六个手榴弹的3万落魄军,变成5个师48个团,共12万兵力的强大部队.二十九军相当一部分部队装备清一色的捷克式轻武器,一个师700挺机枪和若干门山炮,战斗力脱胎换骨了.
------------------七七卢沟桥的29军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府在1933年以后的华北政策并没有大的失误,也是我们得以获得八年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附:
摘录一下相关事件的文章
第一次丰台事件：
冯治安三十七师一部分军队由张家口调丰台驻防。26日上午9点左右，几个士兵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放马，一列火车驶来，汽笛长鸣。那些从蒙古草原上弄 来的军马，还没有受过现代化生活的熏陶，不习惯铁路附近的环境，有五匹受惊狂奔，其中一匹冲进正在修建的日军营房中。随后二十九军士兵赶到，军马已被日军 扣留。士兵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蛮地打伤中国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军持枪跑出营房加岗放哨，如临大敌。此时，二十 九军三十七师军官闻讯赶到现场，忍气制止中国士兵，要求他们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
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冲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马厩，竟说营中马棚是他的私产，是他花钱买来的，非要腾出不可。官兵觉得事情太离奇，未予理 会。这个日本特务竟立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招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帮打助威。中国官兵忍无可忍，只得还手自卫，双方发生械斗，各有负伤。
大沽口事件：
天津金刚桥事件：
天津市政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队长邹凤岭，是个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来，听说天津是个热闹的大城市，
22日，日本特务会同中方公安局押邹凤岭到小营公司对质。
由日租界到新站须道经市政府。此时，市府保安队正为分队长失踪着急。一个在市府轮值的保安队员看见一辆卡车从金刚桥通过，车上押着的人正是他们的分队长，一时情急，向此车开枪射击，打死一名日本特务。保安队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邹凤岭抢了回来。
事发之后，许多日本特务一窝蜂拥来，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门口。市府保安队也全体出动，个个持枪肃立市政府门前。
第二次丰台事件：
7月以后，日军不时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二十九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殴斗，被刺受伤。日方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 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给予赔款和惩办打人凶手。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 军威胁”为理由，坚持要求二十九军让防。
下午，冯治安师混成部队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演习。6点整整队归营。日军也在“九·一八”进行纪念演习。回营之时，恰与中国军队在正阳街上狭路相逢，街道狭窄，不能同时通过，日军耀武扬威，夺路先行。中国士兵早已愤懑于胸，也不相让。于是两军在路中对峙。
一些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大嚷：“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还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来表示是皇军，小指伸出来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军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军开战，此时岂能相让，也就回骂起来。一时中日士兵展开一场舌战，挥舞拳头，互相辱骂。
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孙香亭连的行列之中，战马乱冲乱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马踩伤，于是用枪托击马，场面混乱，日骑兵被赶出行列。
日军指挥官穗积大佐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立即命令其部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团团包围，并要解除孙连士兵枪械。孙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阵前与日军交涉，竟被日军掳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阵，准备还击。
日军向其上级报告，日方立刻决定从北平增派一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领驰援。中方也得消息，当牟田口率队抵达丰台附近大井村时，遇二十九军驻军，受到阻止，发生冲突。
日军一面层层包围丰台的中国军队，一面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割断，以阻中国军队对外联系。当日军布置完毕之后，便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被 迫应战，双方枪声陡起。趁机，日军迅速占领丰台各重要军事要地，并包围了二十九军在丰台的营房。两军相持整整一昼夜，双方各有伤亡。
萨沙2007年3月作于金陵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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