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林彪的恩怨情仇之一——历史渊源
老邓主政后，最主要有三个事情没有彻底平反或纠错，最早的当属高饶事件，其二是粟裕被批，再次就是林彪事件。其中有两个事情同林彪的干系很大。那么老邓和林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两个人从合作到彻底的决裂，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这其中的原委，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1931年夏未，邓小平是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中央根据地，并且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此时正是“富田事件” 发生后不久。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
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 [1《邓小平传略》第9页]，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邓帮助的是受到指控为“AB团成员” 的人，而不是罪名已经是“AB团成员” 的人。因为邓小平是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是不可能给老毛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而插手帮助他们是 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2《邓 小平传》原著：前英国驻中国大使 理查德·伊文斯 Richard Evans 原名：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 。
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是在1933 年1月，博古和洛甫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反毛的政策主张。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 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这就是1933年的“邓、毛、谢、古”事件。老毛的态度比较谨慎。 1933年7月，老毛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 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3 肖祚良：《权力关系》，第242页]。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首要目标。但是在这政治生涯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仍然认为 老毛的路线是对的，为此而获得了老毛的认可，后来的历史表明，邓小平的这一选择而使其受益终生。
邓小平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 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4《邓小平传略》，第10页] 。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5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66页]。在王稼 洋，罗荣桓和贺昌的帮助下，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 主编，直到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1934年年底，邓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6月，邓小平离 开党中央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由于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故开始了两个人合作关系。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邓小平改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红军东征回师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月，接替朱 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6邓小平年谱]。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的林彪对邓小平有过任何的排挤和打击，相反却是合作愉快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建国 初期。有一件事更能表明两个人的关系。
邓小平于1949年9月10日起草了一份联名电报， 电报在通报了二野三五两兵团的行进时间、路线后，请第四野战军林彪等依据华中作战情况，通告4个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问题，以便通知三、五两兵团注意。为了 防止开进中"发生拥挤和交叉运动"，达成作战配合的"要求"，电报建议："二野在通过华中地区时的作战事宜，统归四野首长指挥，以求一致。"当然，此点请 军委决定。这是关于二野向西南开进过程中与四野的密切配合，实际上也是一份军事上的战略部署，从此也可以看出老邓的军事才华。老毛准邓所请，这样才有四野 南下的大张旗鼓，二野西进的偃旗息鼓；然后就有了进军大西南的顺利。 就是这段经历，使得林彪很服气邓的才干[7 纪念邓小平文选-解读《邓小平等关于进军西南的十八份电报》]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开国后不久发生的高饶事件，让林彪看清了老邓的本质。
邓小平和林彪的恩怨情仇之二——高饶事件的发酵
林彪和高岗的合作和相知是 从东北开始的。高岗实际上自己偷偷溜到东北去的，但是事后老毛并没有说什么。 高岗在东北的地位，开始并不太高，先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但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就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一跃而位 居第三，仅在林彪、罗荣桓之下了(排名虽然在彭真之后，但是彭真在与林彪争斗中失势已经受到排挤了)。最关键的就是高本人确实工作能力很出众[1 详见 张明远《我的回忆》]。
七大时，高岗已经是政治局委员, 而且是最年轻，虽然开始的职务不高，但是在林彪的帐下升的很快。另一方面，虽然林只是中央委，但高岗很支持林彪的工作，从来都很尊重林。在东北局会议上， 高岗提出了后方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要求后方所有部门和地区，要坚决以前线需要为已任。当时，林只提要求，所有的作战物资和保证，都由高岗负责，林非常满 意。林在东北时，与高岗、陈云、罗荣桓、李富春、李维汉５个副书记，从来没有红过脸。 当时高岗有句话很风趣，说，我们都不会打仗，只有林 总会打仗，他在保护我们啊，我们能不多给点好吃的吗？在东北的日子，可以说是高岗和林彪合作愉快。最 为重要的是，在林彪在东北最受排挤和打击的时候，高站在了林彪的这一边。
林彪和彭真在东北闹矛盾，后来林挤走了彭真。在整个 过程中，高岗积极靠拢林彪，两人关系搞得非常密切。 高岗看中了林彪能打仗，是统一东北党、政、军的核心人物，并深得老毛的信任。林彪也看中了高岗办事果断、干练，搞地方工作和党务工作有经验。林彪想，我在 前面打仗，还得有高岗这样的人在后方给我支援。这种关系真实的体现在两个人的分工合作上。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中共为东北局官员的 分工，专门发来指示，里面说：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此前为彭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罗荣桓、高 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常委。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东北局再次进行了调整，林彪为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高岗兼秘书 长。由于书记林彪忙于打仗，秘书长负责处理党务，这样高岗就党权在握了。直到后来，一九四八年九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分开了，各司其职，高岗就完全开 始在东北独当一面了。分开后的东北野战军就是后来的四野，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肃清，林彪、罗荣桓率四野挥师入关。关外，高岗留在了中国最大、最完整 的中共「解放区」，成了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党、政、军大权独揽。而造成这种局面，与林彪对高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2 程远 高岗成为东北王的过程]。
建国后，老毛动起了心思，想敲打下日行渐远的刘周等人。同时的高岗又表现出了对于权力的贪婪，于是乎， 高饶事件由此而出。在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林彪是陷在其中。特别是高岗利用安子文的政治局名单一事，成功地说动了林彪。林彪气得大骂：“坏蛋 !混蛋!王八蛋!” [3少华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作者-29]。鉴于林彪在东北与高岗相处数年，关系本来就十分亲密，加上高岗除对毛泽东绝对服从外，对林彪也是敬畏有加。可以 说此事让林彪相当受用。有三件事可以证明林彪在高饶事件中的作用。老毛曾派陈云到杭州专门做林彪的工作，说林彪最好与高岗划清界限[4张聿温 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而林彪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夕，曾遭受党的审查。后来林彪揭发有功，时隔一年召开的党代会上，林又官复原职，参加了清算高饶联盟 的这一会议[5王若望 高岗、饶漱石、刘志丹之死——揭开"政治谋杀"之谜 ]。而在1955年中央召开全会代表会议时，有人提出要追究林彪的责任时，老毛以团结大多数为由，保林彪过关。虽然林彪表面上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却由此而 认清了老邓。
邓小平在一九八零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 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 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 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 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6 引自《邓小平文选》２５７页]。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陈云是告密者角色，其次，老邓认定林彪是最早支援高岗的。而林彪所遭受到的审查，林彪不会不明白是来自于何方的力量。因为老毛是向高饶发起攻击的幕后总指挥，而老邓则是充当了老毛的打手，并取得了老毛的信任。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高岗曾经找过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以高官厚禄相利诱，取得他的支持。老邓在事后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 报，并形成了材料。 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斗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央虽然发现了高、饶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 重。老毛在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发现高饶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事情是这样结束的。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 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由于在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邓小平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革命品德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1954年4月邓小平 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 从此，邓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圈。
虽然，林邓没有直接的交锋，但是林彪却看清了老邓，那就是老邓是极具才华的，其心计其功夫也许不比老毛差。假若时日，二者正面交锋，定不可掉一轻心和让步。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真的就有了这么一幕。
邓小平和林彪的恩怨情仇之三——接班人的选择 （上）
追溯林彪和老毛的关系，最为有代表性的除了那大家都知道的九次分歧之外，还有四次具有很大特点的充满个人感情的交往。
最早的当属于林彪对于患难中的毛的安慰和支持。在1929年春，老毛与朱德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的争斗。这场争斗涉及了整个红四军高级干部和全军。 红四军准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召开前，林彪派人给老毛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他们利用 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 会议开始时，老毛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他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这种林彪特色的性格伴随了林彪的一生，直到大漠沉戟[1《林彪的这一生》少华]。6月14日老毛则写了《复林彪的信》，老毛认为，前委与军委并存，一是分 权，不能集权；二是重复；叁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指导上的指导和威信。而所有的一切更是建立在林彪是来自于朱德的部队，更显得此 时的林彪的立场-是看事而不是投机。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老毛被当时的“左”倾中央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 挥权。此后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老毛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和排挤，曾经非常孤立，很少有人敢与老毛来往。老毛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处境时曾说：那时候他曾被 “搞得臭得很”，“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2 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５年８月５日。]。 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分别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政委的林彪和聂荣臻在1934年10月18日来到瑞金城外沙洲坝老毛的住处，看望了“门可罗雀”的老毛 [3林彪年谱] 。一方面，林聂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对于一个深陷困境的人来讲又是一个不小的安慰。
而对于另外两件 时则分别来自于叶子龙和师哲的回忆。 老毛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1937年春的一天中午，红大校长林彪急匆匆地来到老毛住的李家窑院，我正准备出院门，与他撞个满怀。他劈头对我说：“×××(指许世友)要杀害毛主席。 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主席报告！” 正在这时，门帘一挑，老毛走出房间：“什么事啊，这么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红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杀你！” 老毛用挟着香烟的手指着林彪：“消息可靠吗？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 老毛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走后，来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把李家窑院严严实实警戒起来[4叶子龙回忆录] 。
抗战时期曾在老毛身边工作过的师哲的一段回忆(其回忆原本在时间上是有误的(更正见下), 更是见其一斑。
1943年7月16日(实际为1942年2月中旬)，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实际上是从苏联回来)。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主席握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 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5 师哲回忆录] 2月17日晚，中央办公厅又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欢迎林彪回国的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晚会。
所以，除了林彪的个人能力和战功以外，林彪对于老毛的私人感情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反过来，老毛对于林彪也是始终加以爱护，有人说后来的黄彭是父子关系，其 实而毛林更是这样一种关系的。 林彪对老毛的支持和拥护，再加上私人感情，叫老毛不赏识他都难。有一个学者曾指出：“经常接触老毛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 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
邓小平和林彪的恩怨情仇之三——接班人的选择(中)
-----邓比林更早进入毛的法眼成为接班人
1953年3月斯大林的死让老毛比较正式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1叶子龙回忆录] 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增补林彪和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在中共八 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林彪则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这两个人的升 迁，和老毛选接班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56年9月，老毛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4位 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人选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 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2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这与1961年9月老毛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说法有点不同。因为老毛对蒙哥马利说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而且接班人的地位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实际 上我们现在来看，老毛显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刘少奇，而是有好几个潜在的接班人-就是那个‘防风林’。 [3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老毛在听到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汇报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时指出：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 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 总统。我们的几位副主席里，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对于老邓和林彪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在1956年9月15召开的八大上邓早于林彪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57年11月，老毛出访苏联。访苏期间，老毛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到了他不当主 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 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老毛的谈话，表明了中**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 二”这一“接班人”的顺序上取得了共识[4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 。这说明老毛已经明确将邓小平放入了接班人的序列了。
那么这时老毛对林彪的态度呢？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党的主席时，老毛没有得全票。。老毛把票投给了林彪。[5陈益南 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文革史研究之七] 。这一票的含义非同寻常。 首先表达了老毛对林彪倾斜的感情，其次它显示出老毛对林彪的期望。这种期望很快就付于实施了。1958年5月，林彪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按照老毛的原来“防风林”的说法，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了老毛所谓的“防风林”，具备了接班人的资格。
在随后的过程中，老毛还是更多的倾向于邓的接班虽然在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１９５９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 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 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随后的中苏论战却让老毛认定例如老邓是自己思想的接班人，这也是邓区别于林彪 的地方-在毛的眼里。 在早期，1943年10月以后，延安整风进入第三阶段，研究历史，论说功过，必然要涉及到对人物的品鉴和事件的澄清。 建党以来的是是非非和人事问题的种种纠葛逐渐露出端倪。 1943年11月，在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老毛发言：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不难看出，毛 泽东在这里是把邓小平当作坚持党内正确路线的重要人物来维护和褒扬的。老毛不仅这样说的，而且还是这样做的。从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的境况逐渐改善，由 《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老毛在党内地位的变化，邓小平的职务不断擢升。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内，又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成 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
邓林的恩怨情仇之三-接班人的选择(下)
中苏论战是老邓取得的一个很大的政治畴码。
当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搞改革，以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连篇累牍猛批赫鲁晓夫的改革，先有五六年的“一论”、“再论”到后来的“一评、二评、、、九评”。 在理论上，从“一论”、“再论”到“九评”集中国共产党极左之大成也是中共历史上极左路线的代表作。 这使老毛认为邓小平在战略思想上是走老毛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而在国内，老邓却利用“三自一包”极右的资本主义来救火，取得了民心。老 邓用思想的旗帜掩盖了自己真实的内心道路。
1963年，赫鲁晓夫提出要恢复苏中正常关系停止论战。老毛派邓小平 率代表团赴苏联。邓小平与苏方进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辩论，唇枪舌剑。中苏关系从此决裂。邓小平回国受到了老毛亲自带领5000 多人到机场欢迎的礼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老毛对老邓之满到达了历史的最高度。
所以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为老毛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很多。当然，因为出于“备用胎”的考虑，林彪当然也还在老毛 的心中占有一席之位，这既有历史原因和感情上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能考虑到了年龄的因素。林彪比邓小平小3岁，比刘少奇小9岁，比老毛小14 岁。可以这样说，接班人序列是刘少奇排第一，邓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
这种情况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 人大会”后，发生了重大改变。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七千人大会”时，老毛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这应该是客观的。后来的农村实 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四清”运动的性质题等一系列的问题让老毛觉得刘已经脱离了控制(对于毛拿掉刘的过程不多叙述，这方面的资料文章很多的) 。当老毛决定拿掉刘时，那到底谁是第一次序的接班人，就成了老毛要面对的事情。 王稼祥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曾找他谈话，其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对于二者，选谁，也就是说是什么让老毛做出决策呢？当时的环境决定了谁能够帮助老毛取得文革的胜利，则将占有优势。同时，能够对比的是，林彪的紧跟和邓 小平的不听话。老毛就说过领导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 本来邓的排序在林之前，但是形势逼的老毛不得不选择了林彪。应该说，林彪的紧跟加重了他在老毛心目中的分量。“文革”前，老毛就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 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当然表示同样意见的也有周恩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老毛选择了林，并不是真正的选择了，很大程度上是 迫于形势，因为林彪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是老毛的忠实接班人，因为老毛的文革目的并不仅是打倒掌权的走资派，而是家天下(这有另外的专述) 。林彪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以下三个人是怎么评论林彪的。陈毅说，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彭真说，不出三年，林彪就玩完。老毛说，林彪从来不作检讨。 呵呵，你说老毛能不知道林彪是个什么样的人嘛？事实证明了林彪在九大之后是真正的把自己摆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而老毛在打倒了掌权的走资派后就翻脸了。同 时要指出的是，对比林彪的遭遇，老邓确是一直在老毛的亲自保护之下，一直到后来，邓再次复出。当然这时候的老毛也没有把邓当作真正的接班人了，因为此时的 老毛已经不在是原来的老毛了，邓成了批周的工具。
对于林彪成为接班人的过程，不多论述。重点转向了同时期的老邓的遭遇。1967 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1967年7月16日，老毛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 题的重要谈话。老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这说明了邓小平从未游离出老毛的视线。而正是这个问题，才有了林的批邓。
邓林的恩怨情仇之四——文革中的林批邓(上)
对于邓，老毛一直都是在保的。而且，在老毛选择了林后，并没有放弃对邓的照顾，而是让邓找林谈一下。谈什么，应该是让邓找林，说明下情况，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云云。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到：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原来是很赏识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跃进”失败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渐与“左”的做法疏离，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 平在内的中央一线领导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 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 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具体的谈话内容并没有怎么透露出来，但是从 以后事情的事情的发展来看，应该说涉及到了邓的历史问题林的抗美援朝问题（想想什么时候才有了林彪是胆小鬼的名声的，我看到过一个材料是说邓当面质问林彪 抗美援朝的问题但是这个材料我没有证实过），以及对于刘邓是否一家等问题。事实上证明，正是这次谈崩，就注定了林彪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绝不容邓。在这点 上，毛毛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那就是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 去掉刘之后，邓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林要除掉邓，就必需不断加紧加重对邓的攻击和批判。于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毛林对于邓的处理方式和重点是 不同的。一个是对刘，一个是对邓。
八届十一中全会老毛最初拿出来的常委排名是毛、林、周、邓……，林前进了四位，从中可以看 出在邓犯了错误的情况下，邓不仅没有退而且还前进了三位，最重要得时林邓这时已经谈崩了，老毛的用心可谓良苦。最为明显的就是老毛一方面要林的支持，另一 方面还是给林一个暗示，我还是支持邓的。虽然这种老毛一厢情愿式的林邓合作的想法因为林邓性格的差异而没有成功，却透露出很强的信号，就是林是临时之举， 邓我还是要用的，并且同时的毛也没有对林完全放心。这将要在后边会有论述。
根据王力的回忆，根据老毛的意见，接班人从刘少奇 换成林彪，但还是要把刘少奇放在常委会。常委名单是毛主席亲自提的，经过林彪、周恩来、江青同意。这次大会实际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周恩来把名 单拿来征求林彪、江青的意见。老毛原来安排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 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还升了? 原来是第七位，现在升到第四位，这怎么行? 要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来。这样就成了陶铸第四，陈伯达第五，邓小平第六。老毛同意了。这说明老 毛还是要用邓小平。连中央委员还不是的江青就可以这样指手划脚，你说以后翻身的老邓能对江青客气嘛？从另一方面来讲，老毛的家天下已经在实施了。
紧接着在十一中全会后后，中央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也叫“生活会”， 主题是批评刘少奇，这个会本来没有说批邓。可是江青发起，林彪响应，说主要危险不是刘，刘已被毛主席一张大字报打倒了，现在主要危险是邓。 因此这个会变成批刘邓并为列。 林彪对刘少奇的批评也并不那么尖锐，除一般的话外，只是说历史上在苏区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人。对比林彪对刘少奇批评不尖锐，但对邓就讲得很重，特别 是把邓同吴晗、彭真、北京市委联系起来，说你一天到晚同吴晗打扑克，打的是政治扑克。吴晗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你的问题性质是很严重的，是政治性的。意思就 是敌我矛盾。总之说得很凶。
而且林彪公然提到野战军问题，说你吹嘘你的二野，你搞四卷毛选的注释时没有把各个野战军 摆平，突出你的二野。对于林彪来说，刘少奇已经被拿掉，而且必死无疑，能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了。而且邓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能够指挥指挥百万大军的人 只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另一个就是邓小平。就在这个会前，叶群跟肖华、杨成武谈话，江青、张春桥跟王任重、王力谈话，动员批邓。江青说刘少奇没什么，一篇 大字报就打倒了，最危险的是邓。他在十一中全会上得了全票，在党内还很有影响。这次会要批邓。肖华、杨成武按照林彪的指示，讲邓讲得多。从邓讲到李井泉， 讲到西南局，讲到贺龙。后来肖华因为保邓出山，没有受到牵连，而且因为下台下的早。但是杨成武就不是了，后来邓大人出山，军中第一个被撸下去的就是杨成 武。对此，杨说是邓派他去吓吓台湾人的。
对于此次批邓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彻底断送了邓在文革中的政治前程。因为在这之 前，邓在常委还是有分工的，他管中联部、中调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分工是彭罗陆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当林彪把邓批成那个样子，邓就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 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对于王力的回忆， 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 但是对于邓在整个文革中的遭遇来看， 毛对邓都是有所保护的。这就是邓自己说的， 毛要批人，但是批到什么程度还是有考虑的。 后来， 汪是直接管邓的， 别人插不进来手。
邓林的恩怨情仇之四-文革中的林批邓(中)
在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在以后的众多会议上，林继续对老邓进行了批判。 10月9 日开始至28日，老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老邓受到了林彪谢富治的重炮轰击，这也是林案后来不能翻谢富志受到鞭尸的来根源。
一开始，刘邓是分开。这 可以从《王力的回忆录》和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得到注解。王力说，据我了解，毛主席对邓小平是不把他与刘少奇平列的。把刘邓平列的，首先是十月十六 日陈伯达的总结报告，说提出资反路线的人是刘邓，并用了『刘邓路线』的词，还说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刘邓司令部。林彪也大讲刘邓路践，并且正式提出了刘邓路 线这个词，就把刘邓平列起来了。
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 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林彪发言，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指出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给邓加上历史问题的罪名。
事后，老邓作了检讨。但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的检讨是临时作的，不是从九月份起就作的，也就是说形势所逼之下作的检讨，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不够诚意。老毛认为，邓的检讨很诚恳，本来不能由他负责，他还说他负责。
邓的检讨讲到，他这样高的领导干部，长期独当一面的同志，学习很差，没有跟好毛主席，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 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也接触少，对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 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主席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主 席思想相抵触，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很 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原谅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改正。
老毛及其他同志认为邓小平的毛病也不过这些。作为一个负责同志，能这样检讨也就不错了。对他有意见的也无非说有的同志找他他不见，没有象林彪那样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是王力的评语。
邓小平的检讨在22日就提前送给老毛审阅。老毛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 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老毛还把『初步检讨』的『初步』二字也勾了。
当然，邓对林也作了自我批评。
党的八届十一中 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 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 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 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检讨，是言不由衷的，而且邓小平以及刘少奇并不是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明明白白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当然是继续对邓继续敲打。
12月6 日，在一次会议上，林彪讲话，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问题大大升级。
林的恩怨情仇之四-文革中的林批邓(下)
1967年4 月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其中除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以 外，给邓小平也冠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号进行公开批判。这时的老毛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 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老毛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听完汪东兴转达老毛的意思后，邓小平 表示，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他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汪东兴把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
到了1967年的夏 天，对刘少奇的批判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但对于邓小平的批判，则显得相对温和。其中的原由，一是因为刘少奇是第一号“最大的走资派”，首先要打倒的就是 他，当然声势不同。二是因为，到了此时，在老毛的心中，仍然将刘、邓的处理加以区别。在邓被打倒以后的1967年7 月16日，老毛曾单独与王力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老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从这个谈话看，老毛在批判和处理上区别刘、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留着邓，到了需要的时候，也许还可一用。
就在邓被批 斗抄家变相囚禁后，在1967年11月5 日，老毛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虽然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 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 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接下来成立的邓小平专案组是在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直接控制下。在老邓被整理出一大堆的材料下，老毛也还是出面保了老邓一把，特别是在保留党籍问题上。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老毛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 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林彪提出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对此，老毛没有同意。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要开除一 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
我们回过头来看，建国以后，“接班人”的人选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 前夕，“接班人”的人选是林彪、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 的初期，老毛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是要林彪、邓小平共处最为重要的标志。后来表示 “邓至少是常委”以及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 都可以说明老毛是保邓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林彪的批邓，邓在文革中不会倒下。
毛毛在其书中说，邓与十帅中的九帅关系都很好，唯独从不与林来往，看来林、邓不和是由来已久。邓与林的关系不好，还有他自己的话为证：“文革开始的时 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看来谈崩的原因是林彪不买帐。林确在生活会上狠批邓时，邓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望着天花板一个劲抽烟，想必心里对林非常愤恨。
据毛毛的书说，林彪提到上面的两条后，老毛曾经专门让秘书徐业夫在半夜找到邓小平，仔细询问当时邓离开红七军去上海汇报工作的原委和经过。之后，老毛又 特地让汪东兴传话给邓：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不管毛的真实态度如何，邓根据这些，完全有理由相 信毛是有意保护他的。可是林彪却并没有放过邓，邓在林的压力下，不得不写出了检查。次年五月，毛还再次表示要保邓。之后，邓便被流放到了江西 (其实也是在老毛的关照下) 。
很明显，邓认定了他之所以落难，主要拜林所赐，心中对林的怨恨可想而知，以至邓在江西得知林的死讯时，立即摆酒痛饮，非常解气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既然如此，林案想翻，难也。
邓林的恩怨情仇之五——毛对林的不信任是保邓的潜在原因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第1499页]，” 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 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 季就差不多了[2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1969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说，“九大”开过了，党章修改了，人事也确定了，一切都应该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文化大革命” 不仅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另一个高潮-时隔不久的庐山会议-倒林运动。为什么老毛要拿掉林彪？那就是因为林彪做自己的接班人了。为什么林彪不能作自己的接 班人了？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现在的林彪改变了，不是原来的林彪了。其二，林彪做接班人是一时之宜。
或者，更可能的是两者 都有之。把林彪写进党章一事，老毛也是犹豫许多，颇多顾虑的。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张耀祠回忆说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3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不只如此，就在文革前毛在选林做接班人的过程中，也是对林彪充满了疑虑。
1963年12月16日，战争年代曾长期与林彪合作共事的罗荣桓逝世。老毛写下悼诗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云：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则是指的就是林彪在长征途中要求撤换老毛的军事领导以及在辽沈战役前夕反对攻打锦州这两件事。再联系这件事发生的背景，可以得出老毛写这首诗的含义非同小 可。因为，在七千人大会后，虽然在整个中国大众面前，因为周等人的极力隐瞒和积极的承担责任，毛的形象无损。但是整个官僚体系就不一样了，无数的人偏向了 刘少奇。大家都知道老毛说的文革的目的，个人理解从七千人大会时，老毛就已经对老刘不满了。而此时的老毛要倒刘，自然还是要找帮手，相对于老邓，林彪更具 有优势-那就是能帮助老毛在军队中站岗的人。但同时老毛对林彪发生的过去的事不能忘怀。而且，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明显带有政治投机的味道，不能不让 老毛暗生警惕。
在文革前后，林彪主要有两件事让毛很是头大。其一，就是大家都津津乐到的林彪对毛的吹捧。老毛对于吹捧的态度是这样子的：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 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 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 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 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and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 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4毛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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